1945年12月，戴笠首次踏足天津日租界的军统联络点，他盯着站内花名册许久，突然扭头对站长陈仙洲撂下硬邦邦的话：“余则成这年轻人，天津站怕是容不下他。” 1945年12月，天津清冷的风像刀子，吹在脸上生疼。 这天，戴笠到了天津。 他没大张旗鼓，也没有惊动地方警署，只是按军统内部惯例，悄无声息地视察。 他这个人，惯会突然造访，一声不吭就到门口。 军统天津站几位头面人物这几天早就绷着神经了。谁也说不准戴笠这趟是来安抚人心，还是要清算旧账。 站长吴敬中提前几日就开始准备材料，副站长陆桥山、行动组的马奎也没闲着。 人事复杂、派系分化，谁都怕站错了队。 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时间节点——抗战刚结束，南京那边的局势翻江倒海，没人知道军统还能撑多久。 可谁也没想到，戴笠只见了两个人，一个是吴敬中，按规矩得见；另一个是余则成，一个在天津站内资历不深、但来头颇为特殊的小人物。 其他人等了一天，饭也没吃上，话也没听见，最终被通知“会见取消，戴处座已返北平”。 外人看这情形，摸不着头脑。 但懂内情的都明白，天津这一趟，戴笠不是来听汇报的。他是来试探，是来传递信号的。 而余则成，就像是他特意带到台前的一面镜子。 那时候的戴笠，表面看风光不减，其实早被架在火上。 他这几年的权势如日中天，军统系统庞大无比，遍布全国各地的站点、情报网密如蛛丝。 他手下人上百万，能调动的资源比一般军政高官还要多。 但问题也出在这儿，他的强大，已经让很多人不安。 “八人会议”刚刚在北平开完，会上的气氛相当不好看。明面上是研究警务整顿，实则是专门围绕如何削弱军统展开。 主持人宣铁吾，是陈诚的人，陈诚是蒋介石最倚重的军事亲信之一。 他和戴笠积怨已久，加上陈果夫、陈立夫那两位党务大佬，一起围堵军统，一点不留情面。 戴笠也不是没察觉。 他早知道“老蒋”忌惮军统权势过大，也知道三陈在背后递刀。 他在北方频频动作，打的就是一张“肃奸”牌，他说服蒋介石，把全国肃奸事务交给军统处理。 这张牌表面上是忠心，实际是“保命符”——一方面借肃奸来刷政绩，一方面借清查名义调整地方站点，清除异己。 于是北平、上海、天津这些重镇，成了他的主要战线。 王克敏、曹汝霖这些在汪伪时期名头响亮的汉奸，一个接一个落网，就是他那几个月抓的典型。 这一系列动作的背后，是他试图重建蒋对他的信任，也是他想向党内其他派系释放一个信号：军统还有用，戴笠还没老。 问题是，这种效忠姿态并不见得能收效。 蒋介石此时考虑的，是整个国民党体制的重组，情报系统、特务系统、警务系统之间的权力再分配。 军统再强，也要被剪枝，何况他对戴笠早就有疑虑。 所以这次天津之行，更像是戴笠的“底线试水”，他已经不在乎流程、不在乎站内平衡，也不再理会那些按部就班的汇报。 他只想知道：这片摊子上还有没有他可以信的人。 余则成的出现，不是偶然。 他并不负责主要事务，也没有军统高层背景，但他是戴笠亲自安排进天津的。 是当年在重庆情报科被挑中，一路调任、培训、空降到天津，他的存在，就像是戴笠在这摊浑水里安的一只哨兵。 按说这种人在天津不该有太大话语权，但偏偏这一天，他成了唯一被戴笠“亲自约见”的非站长级成员。 两人谈了什么没人知道，传出去的消息也很模糊。 只知道戴笠离开前看了站里的花名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句：“余则成这年轻人，天津站怕是容不下他。” 这句话意味深长。 表面像是在为他叫屈，实际却像在为他点名。 “容不下”不等于“调走”，更像是告诉旁人：这人是我的，我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余则成什么也没说。 他向吴敬中点了头，规规矩矩地退了出去，他没有告谁的状，也没有递交密报。 他只是照着戴笠的习惯，说了几句场面话：“天津风平浪静，站里人心稳定，长官威信犹在。”这些话戴笠听惯了，但这时听来，比什么报告都顺耳。 戴笠不是不知道天津的问题，但他已经没有心力去一一整顿。 他取消了所有其他会见，一句“天津是不是在闹霍乱？”把所有人打发得干干净净。 马奎、陆桥山原地愣住，连材料都没递上，心里清楚：这一轮，他们被晾着了。 这就是军统的现实。不是你功劳大就能见老板，也不是你资历老就有话语权。你是哪一边的人，你能不能让戴笠“舒服”，这才是关键。 而戴笠此时，更需要的是“舒服”。 北平那边的会开得他心烦意乱，南京的局势每天都像上紧的发条。他本以为自己能撑过这波“肃奸维稳”，没想到老蒋的态度越来越冷淡。 军统几十年基业，眼看就要改旗易帜。 毛人凤的中统步步紧逼，警训系的人虎视眈眈。派系倾轧的刀口，就架在他的脖子上。 天津站这一趟，他本没指望解决问题。 他只是来确认底线，还能不能握住。 他没有批评谁，也没有清算谁，更没有“整风”。但他以最冷淡的方式，做了最清晰的划线。 后来余则成被调离天津，去了别的站点。 再后来戴笠去南京，准备飞往浙江，飞机在山中坠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