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国民党兵团司令官孙元良大摆宴席，邀请师以上将领参加。见应者寥寥，他杀心大起，准备将策划起义的董宋珩等人捕杀。 孙元良出身黄埔一期，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解放战争中，孙元良出任川军色彩浓厚的十六兵团的司令官。 在徐州“剿总”的几个兵团中，以孙元良兵团实力最差，在淮海战役打响时，该兵团兵力不过四万多人。 杜聿明集团在陈官庄被解放军包围后，孙元良擅自突围，十六兵团在一夜之间覆灭。逃回南京的孙元良，并未受到惩处，因为他的叔叔是川军元老孙震，老蒋还需要依靠孙元良和川军的关系，让其在四川招兵买马，重建十六兵团。 十六兵团的实力本就不强，重建后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到了1949年11月，随着解放军挺进大西南，进入四川，十六兵团的官兵，面临着抉择。 川陕鄂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主任孙震）、十六兵团副司令曾甦元、41军军长张宣武等人，通过地下党和解放军取得联系，酝酿起义计划。 12月初，孙震乘坐川军元老杨森包租的飞机从成都逃离，离开前他将部队指挥权交由孙元良，暗示他可将川陕鄂绥靖公署的权力全部接手，以架空董宋珩。 孙震走后不久，孙元良在临时司令部摆了几桌酒菜，向绥署、十六兵团的师长以上将领发出请柬，以名义上是 “共商防务”的由头，让众人前来赴宴。 请柬发出去三十多张，但只来47军军长严翊等寥寥数人，连一桌都坐不满。 孙元良见董宋珩、曾甦元、张宣武等“主和派”都没来，气得脸色铁青，他强压怒火，举杯致辞：“诸位同仁，当前成都危在旦夕。我等理应效死力战。今日请诸位前来，一是共商抵御之策，二是共勉同心，共渡难关。” 席间响起稀疏的附和声，严翊邦试探着说：“司令，眼下兵力不足，补给断绝，弟兄们都盼着能有条生路啊。” 这话一出，立刻有人附和：“是啊，这是在家乡作战，弟兄们都不愿糜烂地方，谁还有心思打仗？” 孙元良勃然大怒，将酒杯摔在地上，席间顿时鸦雀无声，几个将领低头不语，场面十分尴尬。 孙元良见无人敢公开反驳，心中怒火稍平，但应者寥寥的宴会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 宴会结束后，孙元良召来亲信商议，说：“董宋珩、张宣武这些人分明有问题，请柬送到，竟不来赴宴，这就是公然抗命，应该马上行动，派人将他们抓起来，不行就杀掉。” 亲信们面面相觑，因为董宋珩、张宣武在十六兵团威望很高，又实际掌握着部队，孙元良这个想法，可行性不高。 最后经过商量，孙元良让副参谋长带一个营的兵力，去试探性的诱捕。然而，董宋珩等人早有准备，设置了警戒哨，孙元良派去的这一营人马，兜兜转转的一圈后，不敢下手，又缩了回来。 孙元良得知后，将副参谋长臭骂一番，但也只能是无能狂怒。 不久后，十六兵团主力在董宋珩、曾甦元、张宣武等人的带领下，开到了什邡一带，对孙元良发来的向“成都方向集结”的命令置之不理。 老蒋在逃离成都时，将三千多人的警卫部队划给了孙元良指挥，孙元良将兵团部的卡车集中起来后，带着这三千多人，气势汹汹的杀向什邡。 孙元良的如意算盘是，等他到了什邡，在武力威胁下，应该会夺回对兵团主力的指挥权。不想，当孙元良到什邡城外时，41军、47军相继摆好了战斗姿态。 孙元良手头这三千多人，名义上是老蒋的”御林军“，其实就是没有经历过战事的花架子部队，真打起来，肯定不是41军、47军的对手。 董宋珩和曾甦元等人商议后，写了一封信派人给孙元良送去。信中的大意是，十六兵团官兵决定起义，若孙元良参与，大家欢迎，并让他在起义通电上领衔；若孙元良不同意，那么也不要干涉，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否则就只能是兵戎相见。 见来硬的不行，孙元良只得灰溜溜的带着所部往成都方向撤退。走到半路，孙元良不死心，召集军官们开会，提出不行就上山打游击，但遭到一致反对。 谁都指挥不动的孙元良，无奈之下只得跑回临时指挥所，在支取了一百多两黄金的军费后，拿了一张通行证也溜之大吉了。后来成都解放时，孙元良化装躲在城外的一户农家，之后一路辗转，竟然逃去了台湾。 十六兵团这边，12月25日，董宋珩、曾甦元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会，正式宣布起义。 在关键时刻，董宋珩等人的果断行动，保全了数万川军将士的性命，为成都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