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贵州省法院判处原国军起义中将马守援死刑，马守援曾想向带他起义的时任川西行署委员、交通厅厅长郭勋祺以及他昔日的老上司共和国开国元帅刘伯承求救，但还没等他联系到他们，他就已经被枪毙了。 马守援是贵州郎岱人，黄埔四期的毕业生，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在国民党军队里，他一路干到了中将，当过军长。在那个年代，这绝对算是人中龙凤了。他为人据说很仗义，在贵州老家声望也不错，算是个地方实力派。 1949年底，解放军大军压境，席卷西南。当时国民党的军心早就散了，大家都在给自己找后路。马守援也一样，他不是那种顽固不化的死硬分子。他的选择，是跟着自己的老熟人、老同事郭勋祺一起，在四川起义。 这个郭勋祺，可不是一般人。他跟马守援一样，也是川军出身，当过国民党的军长，资格比马守援还老。但他更传奇的地方在于，他跟共产党这边关系一直不错，和我军的很多高级将领都有交情。红军长征过四川的时候，他还跟红军有过一些默契。所以解放战争末期，他成了我党在川军上层做策反工作的一个关键人物。 是他，给了马守援一颗定心丸。跟着郭大哥走，没错的。于是，马守援带着自己的部队，加入了起义的行列，摇身一变成了“起义将领”。 起义之后，马守援被安排回了贵州老家。按理说，作为起义人员，又是中将级别，怎么也得给个不错的安排，安度晚年总没问题吧？可偏偏，时代的大潮，有时候会卷起一些意想不到的漩涡。 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的初衷，是为了肃清潜伏的敌特、土匪、恶霸，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这个大方向，在当时那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任何一场运动，到了基层执行的时候，就可能出现偏差。 当时的贵州，匪患尤其严重，社会秩序混乱。为了快刀斩乱麻，一些地方在执行政策时，出现了扩大化和简单化的问题。马守援这样曾经在国民党阵营里身居高位的人，自然就成了一些人眼里的“重点关注对象”。 很快，就有人翻出了他的“历史问题”。说他在担任国民党军长期间，和解放军打过仗，手上“沾了血”，是“反革命”，有“血债”。这些指控，你要说完全是空穴来风吗？也不是。两军交战，各为其主，伤亡在所难免。但你要说这就是“血债”，应该枪毙，那置“起义”政策于何地呢？ 起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上的“既往不咎”。 给你一条路，让你放下武器，加入新中国的建设。如果还要用以前的身份和行为来清算，那谁还敢起义？ 马守援自己也觉得冤枉。他被抓起来之后，心里肯定是翻江倒海。他想到了两个人，两个或许能救他命的人。 第一个，就是带他起义的郭勋祺。当时郭勋祺已经是川西行署委员、交通厅厅长，是新政权里的高级干部。第二个，他想到了一个分量更重的人物——刘伯承。 刘伯承元帅，当时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整个大西南地区的最高负责人。他和马守援有什么交集呢？他们是老乡，虽然一个重庆开州，一个贵州郎岱，但在大西南的圈子里，都算川黔人士。更重要的是，在抗战时期，刘伯承领导的八路军129师和马守援所在的国民党军同属一个战区，有过合作抗日的经历。马守援对刘伯承的军事才能和人格魅力，是发自内心的敬佩。他觉得，刘主席深明大义，一定能理解他这种起义将领的处境。 于是，在狱中，马守援焦急地想尽一切办法，希望能把求救信送到成都郭勋祺和重庆刘伯承的手中。那几封信，承载着一个生命的全部希望。 1951年的中国，没有高铁，没有航空快递，甚至连一封信的旅程，都要走上好几天甚至更久。而当时贵州地方法院的判决，却快得惊人。在“镇反”运动“从重、从快”的指导思想下，马守援的案子很快就走完了流程。 判决书下来了：死刑，立即执行。 就在马守援的求救信还在路上颠簸的时候，甚至可能还没送出监狱的高墙，一声枪响，一切都结束了。 后来据说，郭勋祺和刘伯承确实都收到了消息，也过问了此事。他们都认为，马守援是起义将领，就算有历史问题，也应该按起义人员政策处理，不应处死。刘伯承元帅更是明确指示，要“刀下留人”。 可惜，当指示传到贵州时，马守援的坟头草可能都冒出新绿了。 一个人的命运，就这样被时代、效率和信息差给碾碎了。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手上可能也确实有旧债。但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他选择了走向光明的一方。他本该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却倒在了黎明前的最后一丝黑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