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粟裕正在汇报工作，门突然被撞开。李克农冲进来，声音发颤：“粟裕同志，我的小儿子是不是牺牲了？” 1950年，北京的夜色透过厚重的窗帘渗进来，作战室里却灯火通明，墙上那幅覆盖着密密麻麻红蓝箭头的作战地图，被几盏高瓦数的灯照得泛着白光，粟裕手持教鞭，正指着台海方向的标记，向上级细致说明战役部署和部队调动情况。 每一次轻轻敲击掌心，都是节奏分明的提示，屋内的参谋人员忙着在地图上标注新的情报，纸张翻动与铅笔划过的声音交织成一种紧迫的律动。 空气突然被一声剧烈的撞击切断，厚重的门板被猛地推开，撞在墙上发出闷响，所有人的注意力同时被吸引过去，一个熟悉而意外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李克农，衣着整齐却扣错了扣子，面色苍白得像是刚经历了彻夜未眠，脚步急促，仿佛是被某种无法延迟的力量推着走进来，他手中紧攥着一份文件，关节因用力过度而泛白。 室内的气氛骤然凝滞，粟裕停下动作，眼神微微收缩，似乎预感到来者带来的不会是寻常公事，几秒的沉默像被拉长，李克农走到桌前，将那份文件摊开在地图边缘。 薄薄的纸张上，有一份从前线传回的伤亡名单，在某个并不显眼的角落，出现了“李伦”二字，那是他的幼子，一个自1947年参军后便杳无音讯的名字。 三年间，这个名字在军中几乎从未被提及，李伦参军时主动更换姓名，不愿依靠父亲的身份获得任何便利，所在部队又是执行高危任务的特种纵队，常常出现在最前沿的阵地，李克农深知战场的残酷，这样的岗位，任何一次消息中断都可能意味着最坏的结果。 作为情报系统的核心人物，他本可以动用许多渠道去查找，但保密原则与职业操守让他克制了这种冲动，直到这一刻，所有的理智都被压缩成一个急迫的问题，那份名单是真是假。 粟裕仔细看过文件，沉声示意机要员立即调出最新的前线通讯和各战区的伤员收治记录，指令传递得很快，几名值班军官分头行动，有人查阅宁波、厦门等地的后方医院名单，有人联系沿海阵地的联络站，甚至翻查特种纵队的内部花名册。 然而李伦的真实身份被严密隐匿，这让核实过程困难重重，零碎的情报像断裂的绳索，无法立刻拼出完整的画面。 时间在紧张的等待中变得格外缓慢，有人带回消息，说宁波的野战医院收治过一名重伤战士，军籍登记是化名，伤势严重，昏迷中还不断重复战场上的术语。 但因为身份核对不全，这个线索依旧悬而未决，与此同时，前沿的电台报告因战况复杂而中断，缺口无法立刻弥补，室内的气温不高，却让人感到一股闷热的压迫感。 突然桌角的电话铃声打破了沉默，机要员急促的声音从听筒那端传来，报告前沿观察哨在海面上发现一只漂流筏，上面有我军人员。 粟裕迅速下达指令，让对方保持联系并确认身份，李克农没有说话，只是盯着地图上那片被蓝色标记的海域，眼神中闪过复杂的光芒，时间像被绷紧的弦，直到传回确切的信号，生还者正在被接回。 两个小时后，带着海水与火药味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起，李伦被两名战士搀扶着走进来，军装破损，左臂吊着绷带，神情疲惫却挺直了身子。 他的出现，让室内所有悬着的心同时松了口气，父子之间的重逢没有喧哗与言语，李克农只是走上前，动作微微停顿，最终伸手轻拍在儿子的肩上，那一刻，他的表情平静，像是在确认一件重要但早已预料的事实。 表面的平静并不能掩盖情绪的波澜。多年养成的冷静与克制，让他没有当众显露更多，但摘下眼镜时，手背还是轻轻擦过眼角。 有人事后得知，李伦是在执行渡海任务时，因电台损毁与部队失联，被迫躲在礁石缝间，用随身干粮支撑了几天，最后借着一块浮木漂到安全水域，他的身份也在那时终于被确认。 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在战局的宏大背景中或许只是一个插曲，但在当事人心中，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多年后回望，那一晚的作战室，不只是部署与数据的汇集地，也是一次无声的情感交锋的见证，战争的冷峻外表下，依然包裹着最炽热的牵挂与守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