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在云南省高院，褚时健进行最后的陈述：“说我受贿3630万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有拿那些钱；说我违规收入400万，这个我承认，这是17年来累计多发的奖金，这个是我的错，无论怎么判我都认。 褚时健1928年出生在云南华宁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14岁那年，父亲在日军轰炸中去世，他被迫扛起养家的担子，接手一个小酒坊。那时候，他没想着当什么大人物，就是一门心思琢磨怎么多酿点酒出来。通过改进工艺，他把三斤苞谷的出酒量硬生生提高到两斤，这股子钻研劲儿算是他日后成功的苗头。 1979年，51岁的褚时健被调到云南玉溪卷烟厂当厂长。那会儿厂子快倒闭了，设备老掉牙，工人工资都发不下来。他上任后没闲着，跑去美国考察，学人家的技术和管理，回来就大干一场。他在云南搞了70万亩烟草种植基地，保证原料供应，又引进国外设备，把香烟品质提上去。几年时间，玉溪卷烟厂从一个破厂子变成年产值200多亿的亚洲最大烟草企业，“红塔山”香烟更是火遍全国。褚时健也因为这成绩，被人叫作“亚洲烟草大王”。 1995年，一封匿名检举信让褚时健的好日子到头了。信里说他家人靠行贿拿卷烟指标，这事儿捅到上面，调查组很快就来了。先是他老婆马静芬因为一桩盆景交易被抓了，接着女儿褚映群也因为经济问题被捕。1996年，女儿在看守所自杀，这对褚时健打击特别大。1997年，他被监视居住，1999年正式站上法庭，被判无期徒刑。 法庭上，他说得很干脆：受贿几千万，他不认；违规拿了400万奖金，他认了。这400万是他17年里多发的奖金加起来的，他觉得这事儿自己有责任，判啥都接受。这话一出，社会上议论纷纷，有人觉得他敢作敢当，有人怀疑他是不是还有啥没说清。 那时候的制度环境挺复杂，国企老总权力大，但管得又不严。褚时健管着那么大一个厂子，奖金怎么发很多时候是他说了算。他承认的400万，是不是真就只是奖金？还是有别的猫腻？到现在也没个定论。不过，他干了那么多年，硬是把一个烂摊子变成金饭碗，这本事没人能否认。 2002年，74岁的褚时健因为身体不好被保外就医。出来后，他没想着养老，而是跑到云南哀牢山，承包了2400亩荒山，开始种橙子。山里条件差，市场也不好打开，但他没退缩。凭着以前搞烟草的经验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他一点点把橙子种出名堂来。慢慢地，“褚橙”成了个响当当的牌子，品质好到消费者抢着买，他也得了个“橙子大王”的称号。 这一路走来，褚时健真挺不容易。从小苦出身，到烟草行业的顶峰，再到锒铛入狱，最后还能爬起来干出一番事业，这得有多强的意志力啊。他的经历让人觉得，不管摔得多狠，只要不认输，总有翻身的机会。 褚时健的事儿，不光是他一个人的经历，还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企改革风风火火，机会多，但漏洞也不少。他能把烟厂搞得那么牛，靠的是本事，可后来栽跟头，也跟制度管得不严脱不了干系。他的400万违规收入，放到现在看，可能就是管理混乱留下的隐患。那时候很多人羡慕他风光，也有人说他倒台是迟早的事儿。 再说他种橙子那段，2000年初正是中国农业转型的时候，市场化刚起步，他能抓住机会再干一把，也说明他确实有眼光。不管你怎么看他，这家伙的韧性是真的强，换谁能70多岁从头再来啊？ 他后来的橙子事业，倒是让人佩服。70多岁还能东山再起，这不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可能正是因为他经历过大起大落，才知道怎么在绝境里找活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