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后,我军部队进行了缩编,曾经当过军长的许世友被连降几级,最终组织任命他出任第129师386旅的副旅长。当旅长也就算了,还是个副的,许世友死活都不愿意去,129师的师长刘伯承犯难,一时不知如何处理,求助徐向前。徐向前:“你难道没有告诉他旅长是谁?” 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成八路军,这是好事吧?但好事背后,总有那么点“甜蜜的烦恼”。部队要统一编制,就得缩编。这一缩,问题就来了。 当时,咱们的许世友将军,之前可是红四方面军的军长,手底下管着一万多人,正儿八经的封疆大吏。 可改编令下来,组织上给他的新岗位是啥呢?129师386旅的副旅长。 大家伙儿品品,从军长到副旅长,这落差,比坐过山车还刺激。当旅长也就算了,还是个“副”的。这下可把许世友给点着了,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不干!死活不干!让我去给别人当副手?没门!” 这下,负责找他谈话的129师师长刘伯承犯了难。刘帅是谁?那是“军神”啊,文武双全,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可面对许世友这么个滚刀肉,也是一筹莫展。骂他一顿?许世友吃软不吃硬。关他禁闭?那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无奈之下,刘伯承只好去搬救兵,找谁呢?找了129师的副师长徐向前。为啥找他?因为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是许世友的老领导,最懂这头“猛虎”的脾性。 徐向前听完刘伯承的苦水,捻了捻胡子,淡定地问了一句:“你难道没有告诉他旅长是谁?” 刘伯承一愣:“旅长是谁,有那么重要吗?” 徐向前笑了:“你告诉他,386旅的旅长,是陈赓。” 就这么简单?刘伯承半信半疑地回去了,把“旅长是陈赓”这个消息告诉了许世友。你猜怎么着?刚才还怒发冲冠的许世友,立马就多云转晴了。他嘿嘿一笑,麻溜地收拾行李,嘴里还念叨着:“去,怎么不去!给陈赓当副手,我愿意!” 不就是一个名字吗,怎么威力这么大? 这背后,就是咱们军队里那点不成文,但比天还大的“规矩”——尊重和资历。 陈赓,那可不是一般人。黄埔一期的高材生,蒋介石的救命恩人,周总理的得力干将。论资历、论名望、论战功,当时都在许世友之上。给这样的人当副手,许世友不觉得丢人,反而觉得是种荣耀。他敬的不是那个“旅长”的官衔,而是“陈赓”这个人。 这事儿,把许世友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他争的不是官大官小,争的是一口气,一个理儿。 他可以不听命令,但绝对服从他打心眼儿里佩服的强者。 这种“刺头”性格,在他后来的军事生涯里,也时常冒头。就拿解放战争时期来说,华东野战军搞“七月分兵”,部队一分为三,当时许世友是9纵司令员。后来部队重组,成立东线兵团,粟裕提议让谭震林当司令,许世友当副司令。谭震林是政工干部出身,军事指挥上肯定不如许世友,许世友心里能没点想法吗? 但大局当前,他还是服从了。后来,毛主席慧眼识人,考虑到谭震林不擅长军事指挥,很快就改任许世友为东线兵团司令。你看,组织上懂他,知道怎么用好他这把快刀。 后来打济南,更是有趣。当时中央派了王建安来当山东兵团副司令,协助许世友。这两人,早年在延安闹过“抗大风波”,王建安举报了许世友,两人结下了梁子,十几年不说话。主席都知道他俩这疙瘩,特意把王建安叫到西柏坡,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听说你和许世友是‘山东双雄’,可不要各自为战‘孤掌难鸣’。” 大战在即,个人恩怨算什么?两位猛将最终还是“将相和”,联手啃下了济南这块硬骨头,活捉了王耀武。许世友虽然脾气爆,但他心里有杆秤,分得清轻重缓急。 说到底,许世友就像一把没有刀鞘的宝剑,锋利无比,但也容易伤到自己和别人。而我军高超的领导艺术,就像那个最高明的剑客,总能找到最合适的方式,让这把宝剑在最关键的时刻出鞘,所向披靡。 从一个拒绝当副旅长、差点被枪毙的“刺头”,到后来战功赫赫的开国上将、大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传奇,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勇猛,更是我们这支军队“识人、容人、用人”智慧的生动体现。正是因为有刘伯承的耐心、徐向前的智慧、毛主席的信任,以及陈赓、粟裕、王建安这些既是对手又是战友的砥砺,才成就了独一无二的许世友。
772团副团长王近山未经请示就伏击日军。战后他带着缴获的香烟找旅长陈赓请罪,避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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