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国民党上将总司令张发奎，绝对是国民政府中真正的奇葩，在他的部队中，有名有姓的共产党人有两千多名，他心里跟明镜似的，却不管不问。 （参考资料：2021-04-06 深圳特区报——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战略抉择和历史价值） 南昌城头的第一声枪响，标志着共产党开始独立拿起武器，但比这声枪响更深刻的，是随后那场奔向广东的惨痛失败，这并非一段简单的溃败史，而是一个经典的“创造性失败”案例，旧战略的终点，恰恰成了新范式的起点。 在1927年7月中旬，革命的罗盘指向了广东，这选择看起来无懈可击，那里是大革命的摇篮，群众基础深厚，更重要的是，有直通大海的港口，意味着来自苏联的援助和物资，这套打法，深深烙印着北伐战争的成功经验。 最初的设想甚至还带着统一战线的惯性，希望拉拢国民党左派将领张发奎，这位广东籍将领，其部队里有大量同乡，本人也曾表现出亲共倾向，甚至收留过被排挤的共产党员，苏联顾问都觉得他比蒋介石更有革命性。 中共在他部队中的渗透也相当深，恽代英、周士第等名人都在其麾下，叶挺的独立团更是核心力量。 可形势变得太快，张发奎的态度转向犹豫和右倾，7月20日，中共领导层不得不放弃幻想，决定自己干，周恩来、李立三等人组成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亲赴南昌总负责。 但即便如此，那个核心目标依然没变：起义之后，南下广东，这个计划设计得再精密，也忽视了斗争形势的根本变化。 8月1日凌晨起义成功，歼敌三千，南昌城被拿下，但仅仅两天后，8月3日，起义军就按原计划撤离，踏上了南下的征途，这条路从一开始就无比艰难，酷热的天气成了致命的敌人，士兵们成批地病倒、逃亡，非战斗减员异常严重。 这支队伍还没怎么打大仗，就已经是疲惫之师，当他们历尽艰辛，在9月18日进入广东梅州大埔县时，早已元气大伤，在三河坝，部队做出了分兵的决定：主力向潮汕地区进攻，朱德则率领部分兵力留守。 起初的胜利是短暂的，在工农武装的配合下，起义军在9月23日和24日先后占领潮州和汕头，革命浪潮席卷一时，但这恰恰引来了国民党陈济棠、黄绍竑等部的重兵围剿，战略的支柱一根根倒塌。 在揭阳汾水，约六千人的起义军主力，与超过两倍的敌军苦战两昼夜，最终彻底溃败，以城市为中心的目标化为泡影，随着潮州、汕头的失守，那个通过海港获取国际援助的终极希望，也彻底破灭了，而在三河坝，朱德的部队与敌鏖战三昼夜，伤亡近千人后被迫转移。 正如周恩来后来的反思，这场脱离群众根基、长途奔袭的单纯军事冒险，被现实打得粉碎，10月初，周恩来、贺龙、叶挺等领导人在地方组织的护送下，分批撤往香港，军事行动彻底失败了，但绝境也催生了重生。 失败是最好的老师，在普宁流沙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幸存的领导者们做出了历史性的决定：彻底取消国民党的旗号，坚决地进行土地革命，周恩来甚至提出要亲自去海陆丰，竖起第一面苏维埃的红旗，这标志着中共在政治上真正独立，从合作者转变为革命的唯一主导者。 军事路线也迎来了根本转向，朱德的部队在茂芝会议上，做出了“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决策，这不再是为了攻占某个大城市，而是为了深入农村，保存火种，探索游击战的可能。 正如萧克将军所说，没有三河坝的惨烈牺牲，就没有后来的井冈山会师，三河坝之战，悲壮地为旧战略画上句号，也为新道路的开辟赢得了空间。 即便是在短暂占领潮汕的日子里，革命的种子也已播下，建立“汕头市革命委员会”是中共早期政权建设的宝贵演练；创办《革命日报》，喊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更是将革命的火种洒向了南粤大地。 南下广东的战略是失败了，但它用最惨痛的方式，粉碎了依赖外援和攻占大城市的旧有幻想，正是这场溃败，为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指明了另一条道路，也为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最终走上井冈山埋下了伏笔，南下的终点，恰恰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真正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