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英雄王伯章白天,他是石门日本宪兵队副队长,领津贴、佩军刀、说一口流利的日语;

萌音大酋长 2025-09-21 19:50:02

公安英雄王伯章

白天,他是石门日本宪兵队副队长,领津贴、佩军刀、说一口流利的日语;

夜里,他是人民公安“打进门”行动的唯一利刃,把敌人最机密的脉搏,悄悄按在自己的心跳上。

宪兵队的铁门合拢,世界分成两半:

一半是囚室里的惨叫,一半是杂货铺地窖里的密写药水味。

王伯章在两者之间穿梭。

一、1906—1932:从行唐农家少年到石门“通日语的小王”

1906年,王伯章出生在直隶行唐县西石庄一个半农半商的农家。

父亲王洛丰早年闯关东不成,折而南下石门(今石家庄)贩卖布匹,常年往返于行唐、获鹿、石门之间。

伯章十岁起便随父走街串巷,在石门南大街“万盛德”布店当学徒。店里常有日本棉纱商人与买办出入,十二岁的他耳濡目染,学会日常日语,被街坊称“小通事”。

1925年,五卅运动波及石门,王伯章参加青年爱国讲演队,第一次接触“反帝”概念。

1928年,他考入石门甲种商业学校夜校部,白天站柜台,晚上读国文、英语、会计。

1929年,父亲病逝,家道中落,他辍学挑起家庭重担,但仍坚持夜校旁听,与进步青年李常青、刘万乘等人结识,开始阅读《新青年》《向导》等刊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王伯章在石门火车站参加抵制日货纠察队,因日语流利,被派专门向日本旅客宣传“停止侵略”,第一次被当局记录在案。

二、1933:第一次入党与第一次入狱

1933年春,中共直中特委派巡视员张瑞到石门,在南大街“第一楼”茶馆秘密召集进步青年,王伯章被吸收入团,同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入党仪式在休门镇外破窑洞举行,墙上贴一张《国际歌》歌词,监誓人张瑞。

入党后,王伯章负责石门街道支部交通,以“万盛德”账房先生身份为掩护,建立第一个秘密联络点。

1933年8月,由于叛徒出卖,直中特委机关被破坏,王伯章与13名党员同时被捕,关押在石门公安第2分局。

日军宪兵队尚未进驻,审讯由国民党县党部执行,王伯章被拷打至右耳失聪,仍坚不吐实。

因证据不足,加之商会联名作保,1934年2月被“感化教育”释放。

出狱后,组织已转移,他与党失去联系,仍暗中寻找,一度靠卖字画为生。

三、1937:全面抗战爆发,重新归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石门次日即遭日机轰炸。

王伯章携母避难行唐,在县城遇见八路军115师地方工作团,与旧日联系人张瑞重逢,重新接上组织关系。

9月,行唐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王伯章被分配为县战动会宣传干事,旋即调任“行唐县抗日除奸团”副团长,负责县城防谍。

1938年3月,日军占领行唐县城,除奸团转入游击状态,王伯章带短枪队活跃于磁河两岸,曾化装成货郎,击毙汉奸维持会长张老庆,首次在地方传名。

1939年,晋察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为加强对石门敌占区工作,决定选派“懂日语、熟悉石门街巷”的干部潜入,王伯章成为首选。

四、1940:第二次入党与“打进门”计划

1939年底,王伯章奉命赴中共中央社会部训练班,接受为期三个月的“敌内工作”特种训练,学习射击、爆破、密写、摄影、心理抗压、日语军语等科目,并第二次履行入党手续(因1933—1937失联,组织认定需重新入党)。

1940年2月,训练班结业,社会部下达代号“打进门”行动:派王伯章以“失风入狱”方式取得敌人信任,打入石门日本宪兵队。

为配合剧情,公安在根据地放出王伯章“犯经济错误、被开除”消息,随后由除奸团在日占区张贴“通缉王伯章”布告,使其“身份污点”公开化。

五、1940.5—1943.7:宪兵队里的“红色警长”

1940年5月14日,王伯章按计划在新乐县城被日宪逮捕,关押石门南兵营。

因其日语流利、态度“温顺”,被编入翻译班,为佐佐木真之助赏识。

1940年10月,他被正式任命为石门日本宪兵队副队长,佩日军少尉衔,领宪兵特别津贴,成为我党在华北敌占区打入日宪最高职务者。

王伯章利用职权,先后建立三条交通线:

1. 通过宪兵队车库司机日籍朝鲜人朴春山,获取汽车通行证,可向城外根据地运送药品;

2. 利用翻译室油印机,偷印“特别通行证”,供我方人员进出石门;

3. 把宪兵队每日“逮捕名单”复写一份,由交通员小郭(郭春和)送出,使行唐、灵寿等地抗日村政权多次提前转移。

1941年1月—1943年7月,他共送出情报112份,其中“日伪联合清乡计划”“石门军火库坐标”“日军特务机关联络暗号表”等被评为“甲级情报”,晋察冀军区曾两次来电嘉奖。

六、“冯林三杂货铺”与三人战斗小组

1941年3月,王伯章用岳父冯林三名义,在宪兵队斜对面租一间铺面,挂牌“冯林三杂货铺”,作为固定联络点。

店内仅三人:王伯章负责上层情报;交通员小郭负责上下联络;17岁“小伙计”李银棠负责传递警报与日常掩护。

三人约定“买烟为号”:买“大前门”即“有情报”,买“老刀牌”即“有危险”,买“哈德门”即“立即撤离”。铺子后院挖有地窖,可藏3人,壁柜后板可推开,直通隔壁小巷。

1941—1943年,杂货铺先后接待我方交通员76人次,从未发生意外。

王伯章还把宪兵队报废手枪零件藏在酱油桶底,分三次送出,根据地兵工厂利用这些零件拼装成7支“撅把子”短枪,配给除奸团使用。

七、智送锄奸:刀劈“李洛萌”

1942年6月,叛徒李洛萌(原行唐县七区助理员)向日宪供出“行唐县公安科驻地”与“交通线”,敌调集日伪军400人准备远袭。

王伯章截获情报后,连夜派小郭出城报警,并亲自拟定“引蛇出洞”方案:由他在宪兵队提议“派兵远袭南桥村”,再由我方于途中设伏。

6月12日拂晓,李洛萌带伪军30人刚踏进南桥村公安警卫队伏击圈,即被全歼,李本人被当场枪决,伪军无一漏网。

此役被晋察冀社会部誉为“敌内开花、一刀两断”的锄奸范例。

八、20次“割电话”与心理战

1942年8月—1943年3月,王伯章利用宪兵队“巡查”机会,带三人战斗小组深夜出动,用“石头绑绳拉拽法”割断石门至行唐公路电话杆线20余次,致敌“清乡”指挥多次中断。

同时,他们把油印《告伪组织书》塞进宪兵队办公室、伪县公署、伪警备队宿舍,最多一晚散发300份,使石门日伪机关夜夜戒严、草木皆兵,却始终抓不到“内鬼”。

日宪特高课在月报中形容:“石门夜间似有幽灵活动。”

王伯章则把敌人内部这种恐慌称为“自己吓自己”,并写进给社会部的《敌占区心理战报告》。

九、身份暴露:铁钩穿锁骨而不屈

1943年8月3日,日宪在石家庄南大街搜捕交通员小郭,小郭跳楼殉国;敌顺线查到杂货铺。

8月14日夜,王伯章被捕,关押在石门南兵营特高课地下室。

特高课长佐佐木真之助亲施酷刑:铁钩穿锁骨吊于屋梁,再用烧红铁条烙胸,逼问“公安科名单”“交通路线”,他始终回答“我就是宪兵队长,别的不知道”。

连续五日五夜刑讯,锁骨断裂、肋骨尽折,仍无一字口供。

8月20日清晨,敌人用铁丝穿其肩,押往石门西郊刑场示众。

沿街百姓暗中流泪,王伯章却高呼:“人民公安必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行至刑场,敌人用刺刀割断喉管,血喷丈余,壮烈牺牲,年仅37岁。

热点观点历史知识

1943年12月,行唐县公安科《内线外围工作报告》中有关王伯章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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