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了让日本亲口承认对华发动的细菌战，散尽百万家财，与日本打了41场国际官司，最终让日本不得不承认731对华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信源：上观新闻——她查证日军细菌战30年 2002 年 8 月的东京地方法院，木质旁听席上坐满了神情肃穆的人，空气里弥漫着压抑的沉默。 王选穿着一身深色西装，指尖微微攥着印有证据编号的文件，缓缓站起身。她的声音不高，每一个字却都清晰地落在法庭的各个角落： “1942 年，浙江义乌崇山村，我的同乡陈阿婆亲眼看着丈夫和三个孩子在三天内相继死去，他们的皮肤溃烂发黑，死前还在喊着‘水，水’。这不是普通的疫病，是日军 731 部队投下的鼠疫菌造成的惨剧。” 这是她第五次站在日本的法庭上，从 1997 年第一次联合受害者提起诉讼开始，这场为细菌战受害者讨公道的官司，她已经坚持了五年。 在此之前，王选的人生与 “维权” 二字毫无交集。她在杭州有稳定的工作，丈夫是大学教授，儿子正读中学，一家三口的生活平静而安稳。 1995 年，她回老家义乌探亲时，偶然听到村里老人提起几十年前那场 “怪病”—— 那是 1942 年的秋天，日军飞机在村子上空撒下不明粉末，没过多久，村民就开始接连发病。 最先倒下的是村口的王大爷一家，起初只是发烧，后来全身长满脓疱，溃烂的伤口里不断流出脓血，医生来了也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人一个个死去。短 短一个月，崇山村就有 130 多人丧命，为了防止 “疫情” 扩散，日军还强行烧毁了半个村子，那些来不及转移的病人，连同房屋一起被烈火吞噬。 听着老人们颤抖的讲述，王选的心像被重锤砸过一样疼。她开始四处走访浙江、湖南、江西等曾经遭受细菌战侵害的地区，每到一个村子，眼前的景象都让她彻夜难眠。 在湖南常德，一位名叫刘爷爷的老人，因为当年感染了霍乱，虽然侥幸活了下来，却落下了终身残疾，双腿肌肉萎缩得只剩皮包骨，只能靠一张小板凳挪动； 在江西上饶，一位老奶奶的眼睛在细菌战中被感染，从此陷入黑暗，她的孙女告诉王选，奶奶每天都会摸着墙上的旧照片，一遍遍地问：“日本人承认做过的事了吗？” 这些血泪交织的故事，让王选下定决心要为受害者讨回公道。她辞去了工作，把儿子托付给丈夫，开始全身心投入到诉讼准备中。 为了收集证据，她每年要往返中日两国十几次，白天跑档案馆查资料，晚上挨家挨户找受害者录口供。 有一次，她在日本东京的档案馆里查资料时，因为连续工作了 18 个小时，突然晕倒在档案架前，醒来后，她只是喝了杯热水，又继续埋头整理资料。 为了支付诉讼费用和差旅开销，她卖掉了父母留给她的房子，还向朋友借了十几万元，家里的积蓄很快就见了底。 日本政府曾多次试图让她放弃诉讼，有人找到她，承诺只要她撤回起诉，就给她一笔巨额 “补偿金”，还能帮她儿子办理日本留学的手续。 面对诱惑，王选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那些死去的同胞，为了让历史真相不被掩盖。” 在诉讼过程中，她还收到过匿名的威胁信，信里说如果她再 “纠缠不休”，就会对她和家人不利，但她反而把威胁信当作证据，一次次在法庭上揭露日本政府试图掩盖罪行的行径。 2002 年 8 月 27 日，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下来了。虽然法院驳回了受害者要求谢罪赔偿的请求，但首次在判决书中明确认定： “二战期间，日军曾在中国浙江省义乌市、湖南省常德市等地使用细菌武器，给当地居民造成了巨大伤害。” 当听到法官念出这句话时，王选忍不住红了眼眶，她转头看向旁听席上的受害者代表，老人们也都激动得泪流满面 —— 这五年的奔波与坚持，终于换来了历史真相的部分承认。 在为历史真相奔走的路上，王选并不是孤军奋战。还有一位名叫张纯如的华裔女作家，用另一种方式为受害者发声。 为了撰写《南京大屠杀》，张纯如花了三年时间，走访了大量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翻阅了数千份历史档案。 她曾在档案馆里看到日军士兵屠杀中国平民的照片，那些血腥的画面让她几天几夜吃不下饭，甚至做噩梦。 《南京大屠杀》出版后，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让更多人了解到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可张纯如却因为长期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最终不幸离世。 如今，虽然还有很多受害者没能等到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但正是因为有了她们，那些被尘封的苦难才没有被遗忘，那些逝去的同胞才没有白白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