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主席突然问道溥仪的工资，当他听到只有180元，顿时脸色大变直言：薪水太少，人家是皇帝嘛！ 溥仪的生活，外人以为已经波澜不惊，但就在那年，北京的空气中其实暗藏着一丝异样。 在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的工人食堂里，溥仪端着搪瓷饭碗，低着头，和身边同事一样排队打饭，没有人再喊他“皇上”，大家都叫他“溥师傅”。 他习惯了这称呼，甚至觉得有点亲切，他的生活很简单，每月180元工资，扣掉房租和伙食，所剩无几。 偶尔买点书、邮票，剩下的就攒着，给远在长春的妹妹寄点钱，溥仪不爱跟人抱怨，只在写信时偶尔自嘲：“我现在也算自食其力了。” 那时候毛主席在一次例会上，突然问起了溥仪的工资，这个问题来得太突兀，相关领导一时答不上来，最后有工作人员附耳低声汇报：“主席，是180元。” 毛主席本来神情轻松，听到这个数字，脸色一下子严肃起来，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变了，毛主席停了几秒，说，“太少了，人家是皇帝嘛！”他的语气里没有责备，但有股无法回避的重量。 会议结束后，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湖面，迅速传开，主管部门很快接到通知，要重新考虑溥仪的工资待遇。 其实，180元在1964年属于普通工人水平，可溥仪不同，身上背着的历史太重，他不是普通的“新公民”，他每天都在被旁观，与众不同却又极力想融入。 工资调整的消息传到植物所时，溥仪正在翻土种花，他听说此事，第一反应是疑惑，问领导：“是不是搞错了？”所里领导安慰他：“国家考虑得很周到，你安心工作就好。” 溥仪没有多说什么，但当天回家后，他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旧照片又翻了出来，照片里有紫禁城的黄瓦红墙，还有他身着龙袍的照片，那一晚，他久久没睡着。 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应该拿高工资，但毛主席的那句话，像是一种肯定，也像是一种提醒。 溥仪后来在信里写，“我已经不是皇帝了，只希望做个普通人。”但现实总是比理想复杂，他的身份注定无法和普通人一样简单。 工资调高后，溥仪的生活有所改善，有了余钱，他开始更频繁地给亲人写信，也敢在下班时和同事一起去买点小吃。 偶尔，有单位内部的年轻人会偷偷讨论：“溥师傅工资涨了，听说是毛主席亲自批的”有人羡慕，有人不解，也有人觉得理所当然，但没人敢当面说什么。 溥仪并没有因为工资多了而变得张扬，他依旧是那个安静、少言、习惯早起的中年人。 唯一的变化，是他似乎对生活多了一点期待，每个月发工资的那天，他会提前把信封准备好，认真地把钱分成几份，有的寄给妹妹，有的买花草种子，有的攒着给自己买书。 他还会在信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日期和金额，像是怕自己一不小心就忘了这段新生活的珍贵。 但外界对他的议论并没有消失，有人认为他得到了“特殊照顾”，有人觉得他“落魄也该有个落魄的样子”。 单位里有个小伙子一次忍不住问他：“溥师傅，你觉得现在的日子，和以前比，怎么样？”溥仪笑着说：“能自己挣钱，挺好。 以前的事，过去了。”小伙子没再多问，但心里却有了另一种敬意，毛主席那句“人家是皇帝嘛”，其实没有让溥仪恢复什么特权。只是让他在新生活中，少了一点尴尬和窘迫。 这种调整，不是要让溥仪再次特殊，而是让他在普通人的世界里，有机会过得体面一点。 1964年之后，溥仪依然常常去中山公园散步，没人认出他是皇帝，只有偶尔有老年人多看他一眼。 他喜欢坐在长椅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有时会和小贩聊几句天，问问花草的行情，那时的他，已经很少再提“皇帝”这两个字。 溥仪的生活在那一年悄然发生了变化，工资的调整，不只是数字上的变化，更像是新身份的一种确认，他依旧谨慎地过日子，但那种小心翼翼里，渐渐多了一点底气。 如果没有那一问，也许溥仪的日子会在无声中继续下去，既不特别，也不体面。 可毛主席的突然发问打破了惯性，让所有人都不得不重新看待一个曾经特殊的人——他不是历史的遗物，也不是特权的象征，他只是一个努力适应新生活的普通人。 溥仪的故事，在1964年的那个夏天，有了不一样的注脚，工资涨了，心情也轻松了些，日子依然平淡，却不再窘迫。 外人看见的，或许只是一个数字的变化，但他自己心里明白，这背后，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