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夏，行刑后的马场町刑场，一具具遗体已经开始腐烂。2个青年偷偷过来，在尸堆中寻找，终于找到了已经肿胀变形的遗体，抬到火葬场。秘密火化后，骨灰被送到一女青年处，女青年选择跳海运回骨灰盒。 1950年6月，因为pan tu告密，奉命潜伏的国民党中将高参陈宝仓在马场町刑场壮烈就义，遗体却无人敢收殓。最终，还是两个热血青年陈克敏、唐辉麟（国民党部队的小军需官）出于钦佩，秘密潜入刑场，在尸堆中找到了陈将军的遗体。 —— 那天的太阳像烧红的铁板，马场町草皮冒着焦烟。陈克敏把军帽压得低低，唐辉麟揣着从仓库偷来的帆布手套，两人一前一后钻进铁丝网。尸臭味顺着风钻进喉咙，唐辉麟当场干呕，又怕出声，把呕吐物硬咽回去，苦水混着胆汁，比命还苦。他们凭记忆找：陈将军左腿受过炮伤，走路微跛，遗体会不会也歪一点？翻遍十几具，终于在一处低洼积水里看到那具——裤管被撕破，露出小腿上旧伤疤，像一条沉睡的蜈蚣。陈克敏脱下衬衣盖在将军脸上，轻声说：“长官，咱们回家，不在这里喂苍蝇。” 抬人更险。尸体泡胀，重量翻倍，俩人只能用雨衣裹了，绑上木棍，像抬野猪一样钻进甘蔗地。甘蔗叶带锯齿，一拉一道血痕，他们顾不上疼，心里只念叨：千万别碰上巡逻队。走两步歇一步，汗水滴进眼睛，杀得生疼。唐辉麟低声打气：“再撑五百米，前面就是火葬场后门。”陈克敏咬牙：“将军当年带咱们打鬼子，走山路一夜一百二十里，这点路算啥！” 火葬场的老工人姓林，早年被日军抓去菲律宾修铁路，左耳被枪托打聋。见俩小兵抬着尸体，他二话不说打开焚化炉，只伸手要了三包“红双喜”当封口费。炉门合拢前，林师傅忽然立正，朝炉里敬了个礼，嘴里嘟囔：“都是扛过枪的人，下辈子别再互相掐了。”火光一闪，夜色像被撕开道口子，亮得刺眼。陈克敏把脸别过去，眼泪被热浪蒸干，只剩两道盐痕。 骨灰装进步枪弹匣空盒——临时找不到更体面的容器。铁盒烫手，他们轮流揣在怀里，像揣着一块烧红的炭。回营区要经过太原路检查哨，哨兵是情报处调来的“大舌头”，专门抓“通敌收尸”。俩人一合计，把骨灰盒塞进装咸菜的木桶，上面盖两层臭豆干。唐辉麟故意打翻桶，豆干撒一地，哨兵捂着鼻子踢他们快走，连枪都懒得摸。等转过墙角，俩人蹲在路边大口喘气，才发现裤裆全湿——不是尿，是冷汗把咸菜水吸了个透。 接收骨灰的女青年叫林惠安，二十三岁，台北女子师范辍学，在书店记账。她住淡水河边，屋顶漏雨，却用纱布把骨灰盒里三层外三层包好，放进唯一的皮箱——那是父亲留给她嫁人的“嫁妆”。夜里她写遗书：爸妈不孝女去也，箱子若漂回，请把我和它一起葬在观音山向阳坡。写罢，她换上淡蓝学生裙，把遗书装进防水泥封套，塞进皮箱夹层。跳海前，她对着盒子轻声说：“将军，您守的是国土，我守您。”随即踏入潮中。海水没过腰时，她忽然想起陈将军在法庭上那句“台湾是中国一省”，便回头朝黑漆漆的岸喊了一嗓子，声音被浪打散，却惊起几只夜鹭，翅膀拍得像给远方的船打信号。 造化弄人，林惠安被一条福建籍渔船捞起。船老大老郑，父亲当年给郑成功运过粮，一听盒里是谁，立马把舵转向泉州。航程里，台风擦着船边过，老郑跪在舵楼烧纸：“陈将军护一护，咱把您送回家。”纸灰飞进雨里，像给乌云缝了道白线。靠岸那天，泉州港敲锣打鼓，民政部门接过骨灰，问老郑要多少运费，他摆手：“要收钱，我爹会从祖坟爬出来掐我。” 陈宝仓的骨灰最终安葬在福州三山陵园，墓碑没刻官阶，只写“中国军人 陈宝仓 1899—1950”。每年清明，总有不知名的人送花，花束里夹着一张纸条：——“您没走完的路，我们替您走。”字迹各不相同，却都一笔一画，像把当年的血书重新描红。 我去年去拜谒，碰见一个穿外卖服的小哥，把电动车停在山脚，一路小跑上来。他把便当盒放在碑前，打开是三菜一汤：红烧肉、韭菜炒蛋、紫菜虾皮汤。“阿公，今天多给你舀勺肉，你那时候肚子里缺油水。”他说爷爷是陈将军旧部，临终前抓着他的手：“有机会替我去看老长官。”说完他抹把汗，转身又冲下山，背影很快融进城市的车流。我站在原地，忽然明白，所谓英雄，不是碑上烫金大字，而是被普通人用日常记忆一次次点亮的名字。 有人爱问：收尸、跳海、送骨灰，值吗？我想起林惠安被救后说的一句话：“海水很冷，但盒子是烫的，我得让烫的那一边朝前。”烫的那一边，就是人心。只要还有人愿意把烫手的东西揣进怀里，再冷的海也淹不了回家的路。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