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送给中央5000块大洋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其实，徐海东对中央还有一个

徐海东送给中央5000块大洋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其实，徐海东对中央还有一个大恩，比这5000块大洋更重要。 1934年秋，红25军已经在鄂豫皖打游击打了快两年了。 根据地守不住，敌人天天围剿，队伍饿、困、病，什么都缺。战士们穿破衣裳、啃草根、睡山沟，枪是杂牌，子弹不够，药更没影儿。 徐海东是军长，硬是靠着一点点咬牙。 他自己比别人更苦，有段时间，仗打得密，他二十多天没睡过一个整觉，只能骑在马上小憩。后来有人记得，一场战斗结束，他一头栽倒，昏睡了三天。 醒来后吐了一盆血，警卫员以为他不行了，他没说话，翻身又上阵。 战士们日子也不好过。他们编了一首顺口溜，说什么“山沟野坳是我房，野菜山果是我粮”。其实就是饿急了，自嘲几句。 歌是他们自己唱的，听着像乐观，其实那时候没人真乐观，每天能走出去，已经算幸运。 这一年九月初，部队收到一封信。 送信的是地下交通员，信里说中央有重要指示，叫他们速来会合。没有路线图，没有时间表，就一句话。徐海东看完，和政委吴焕先商量后，决定带主力出发。 他们没有太多准备，只留下少数人留守。 出发那天没仪式，没口号，只是人默默背上背包，拿起枪。从山沟里出来，一路西征，连过四道封锁线。敌人布防严密，山路难走，行军疲惫，吃不上热饭，冻得直哆嗦。 中途俘虏了几千敌兵，压根管不过来，只好当场放了。 那时队伍大概还有三千人，年纪偏小，大多是十八九岁的青年，能吃苦，也不多问为什么。他们不晓得接下来会面对什么，只知道要走。队伍的武器乱七八糟，有人扛着汉阳造，有人拿着大刀、长矛。靠打仗缴枪，一点点补齐装备。 徐海东负伤那次，是在一次接敌时，中弹从面颊穿入，耳后穿出。 人倒下去，四天不省人事。大家都以为他不在了，甚至开始准备后事。第五天，他突然睁眼，说了句“哪儿了？”谁都没想到。撑起来的那一刻，他神情还算平静，说接着干。 1935年夏，红25军在西安以东活动，敌人调动频繁，情况有变。 一次，他们缴获几份报纸，《大公报》上写着，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师，主力部队已往松潘方向转移。 徐海东反复看报纸，没说话。 过了一阵，他拍着图说：“中央往北走，咱们也得过去。”没等上级指示，他自己定了方向。理由很简单，主力往那边去，咱不能让敌人专心堵那边，咱得过去牵一牵。 省委开会讨论，意见不一。 有人担心打不过，三千人能干啥。徐海东说：“打不赢也得拖住，要是真全完了，也值。” 于是开始西征，几天时间走了五百多里路，翻山越岭，夜行昼伏，吃不上一顿饱饭。 打了两当、秦安，还顺势截了西兰公路。马鸿宾派来的部队被打散一部分，胡宗南那边也不得不调整部署。敌人调动后，正好减轻了中央红军那边的压力。 这事后来没人特地写成材料。 可事实就是，红25军那阵子的转移和进攻，确实分散了敌军的注意力，给主力争取了一点喘息的空档。 再后来，他们与刘志丹部在陕北会师。 时间在1935年9月，具体地点记载不一，总之两支队伍碰头了，合编成红15军团，徐海东是军团长。军团成立没多久，就打了场硬仗，劳山伏击战，一下子歼灭了东北军三千多人，连敌方师长都给解决了。 这场战斗之后，敌人士气明显下降。 陕北根据地局势稳定了不少，西北的布局开始慢慢站住了脚。 而远在另一路的中央红军，这时到了哈达铺。毛主席在那儿也翻到《大公报》，上面写着陕北红军活动频繁，很多县份已经“赤化”。毛主席说：“这地方可以落脚。” 这不是巧合，两边都靠那几张报纸得了信息，判断了方向，一个去找落点，一个去接应。 没通电台，没靠命令，靠的是人脑子转得快。 同年10月，中央红军和红15军团终于在陕北碰上。 那时红军刚经历完万里长征，缺衣少粮。后勤部长杨至成点了点数，说只剩一千大洋了，靠这个过冬，根本不行。 周恩来急了，毛主席写了张借条，说向红15军团借两千五百元。 借条送到徐海东那儿，他听完，没多问，叫了供给部长查国桢。 查说：“还有七千。”徐海东回：“留两千，剩下的全给中央。”查国桢犹豫，说咱们也难。 徐海东一句话：“他们更难。”钱就这么送去了。 五千块大洋，救不了多少，但那不是钱的事，那是态度。 中央红军刚落脚，要立规矩，要稳人心。这时候有人带头服从，后面就好说。 那时候的红军，各有山头，谁也不太听谁的。张在南边另立“中央”，徐海东在北边送钱、交枪、不争职务。两边的对比很明显。 毛主席后来提过这事，说徐海东“知尊中央”，没多讲，就是这四个字。可听懂的人都明白，那不是一句表扬，是一种认定。 1936年，红15军团继续作战，打得敌人节节败退。张学良那边开始犹豫，西安事变的苗头也慢慢冒出来。红军在西北的局势开始稳了。 可徐海东身体越来越差，肺病严重，咳血止不住。 毛主席发电报：“静心养病，天塌不管。”他从前线退下，再也没回来。 他做过的几件事，不大张旗鼓，不写报告，不立碑，但件件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