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一天，金庸感到异常疲惫，决定去他常去的酒吧喝酒放松一下，在结账时，他顺手给了女服务员10元小费，却没想到这个小小的举动，竟然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76 年香港兰桂坊酒吧，霓虹灯映在木质柜台上。 金庸放下威士忌杯，从钱包里抽出 10 元纸币，推给对面的女服务员。 “先生，我们店里有规定，不收小费。” 林乐怡将钱推回来，指尖轻轻碰到他的手。 金庸愣了愣 —— 这是他常来的酒吧，之前给小费从没人拒绝，眼前 16 岁女孩眼里的清澈，竟让他想起年轻时的朱玫。 他收回钱时，指腹蹭过纸币边缘，没料到这张被退回的 10 元，会成了家庭破碎的开端。 1956 年香港出租屋，朱玫把当首饰换来的钱放在金庸面前。 “《明报》刚起步，钱得省着花。” 她把最后一块面包掰给金庸，自己喝着白开水。 那时金庸还叫查良镛，每天熬夜写武侠小说，朱玫白天跑新闻，晚上帮他校对稿件。 有次金庸感冒发烧，朱玫冒雨去买退烧药，回来时鞋子全湿了，却先把药捂在怀里。 “等以后有钱了，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金庸握着她的手说，那时的承诺还滚烫。 1965 年《明报》办公室，金庸看着报纸发行量报表，嘴角忍不住上扬。 朱玫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儿子查传侠的作文本：“你看看侠儿写的，说人生是场空，会不会太悲观了？” 金庸扫了一眼，笑着说：“这孩子有思想，比同龄人成熟。” 他没注意到朱玫皱起的眉 —— 查传侠已经三个月没跟他好好说话，每次想谈心，他都以 “忙” 推脱。 那时家里的房子越来越大，可父子间的距离，却比出租屋时还远。 1973 年查传侠赴美前，把一封书信塞给金庸。 信里写着：“爸爸，我到美国后会好好读书，你别总跟妈妈吵架了。”金庸随手把信放在抽屉里，转身去参加《明报》的庆功宴。 他没看见信尾那句 “我怕你们分开”，更没察觉儿子眼底的恐惧 —— 查传侠早就发现，父母吃饭时不再说话，夜里总关着门争吵。 飞机起飞时，查传侠望着窗外的香港，心里还抱着一丝希望：等自己学业有成，也许能挽回这个家。 1976 年酒吧里，金庸又一次遇到林乐怡。 “先生，您今天还是喝威士忌吗？” 林乐怡笑着问，给她讲起家乡的趣事。 金庸第一次觉得，有人能听懂他的疲惫 —— 朱玫如今只会指责他 “不顾家”，而林乐怡的倾听，像股暖流。 一来二去，他开始向林乐怡倾诉家庭的烦恼，甚至带她去看自己租的公寓。 他以为这是 “逃避”，却没意识到，这是把家庭推向深渊的第一步。 1976 年深秋，朱玫在金庸的西装口袋里，发现了林乐怡的照片。 她没有哭闹，只是平静地找到金庸：“我可以离婚，但林乐怡必须做绝育手术。”金庸愣住了，他知道朱玫的脾气 —— 看似冷静的要求，藏着她最后的倔强。 为了尽快开始 “新生活”，他竟答应了这个苛刻的条件。 那时他还不知道，命运早已埋下惩罚的种子，只等着一个契机爆发。 1976 年 10 月，金庸和林乐怡在公寓里准备庆祝。 电话铃突然响起，哥伦比亚大学的声音传来：“查传侠先生在宿舍去世了。”金庸手里的香槟杯 “哐当” 掉在地上，碎片溅了一地。 他反复确认：“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儿子昨天还打电话……”话没说完，他就瘫坐在沙发上 —— 查传侠最后那个电话，他因为要写稿，只说了三分钟就挂了。 那三分钟，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 1977 年朱玫搬离家时，只带走了当年的首饰盒。 “侠儿不在了，这个家也散了。” 她看着金庸，眼里没有恨，只有空洞。 金庸想道歉，却发现说什么都苍白 —— 他失去了儿子，也永远失去了那个陪他共苦的女人。 后来他捐钱修庙，每天读佛经，可每当想起查传侠的信，想起朱玫当年湿着的鞋子，心还是会疼。 2005 年金庸和林乐怡散步时，路过当年的酒吧。 “当年要是我没收下您的小费，会不会不一样？” 林乐怡轻声问。 金庸摇摇头，眼里满是沧桑：“是我自己走岔了路。” 他后来在自传里写道：“那 10 元小费像面镜子，照出了我的自私 —— 我只顾着自己的疲惫，却忘了身边人的痛苦。” 2018 年金庸去世时，枕头下还压着查传侠的那封书信，信上的字迹已经泛黄，却还能看清那句 “我怕你们分开”。 如今，香港的那家酒吧还在营业，柜台后的服务员换了一代又一代。 偶尔有熟客提起当年的事，总会感慨：“人生没有回头路，一步错，步步错。”金庸的武侠小说里，总有英雄浪子回头的情节，可现实里，有些遗憾，终究要带着一辈子。 那被退回的 10 元小费，成了江湖外的一段往事，提醒着人们：再风光的人生，也经不起对身边人的忽视。 主要信源：（中国新闻网——金庸逝世：一生三次婚姻 港媒讲述传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