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汉奸是谁？他远比汪精卫更加可恨。要是没有他，日本连中国大门都进不了。在南京城里最招人恨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行政院里那个穿长衫的福建人。 1937年8月26日，南京雨花台的枪声里，黄濬父子倒在血泊中。 他不会想到自己曾经做的那些“小动作”，会让他的名字会比汪精卫更刺眼。 汪精卫是明着投敌的“叛徒”，而他，是躲在核心里、用笔和嘴杀人的“内鬼”。 黄濬的故事，要从福州的老宅说起。 他是福建侯官人，祖父是清廷御史，父亲是翰林院编修。 光是这家世的，都让无数人羡慕。 可这孩子偏生走了歧路。 四岁识字，七岁能诗，十四岁考中秀才，被新式学堂的“洋学问”勾了魂。 1916年，他东渡日本，进了早稻田大学读政治。 这本是条“报国路”，却被日本情报部门盯上了。 须磨弥吉郎，这个驻南京的日本总领事，早就在留学生里物色“有前途的年轻人”。 他看中黄濬的才学，更看中他“贪慕虚荣”的弱点。 上来就开始用就金钱迷惑他，紧接着送古董、邀宴饮、谈诗词，一步步把“神童”拖进泥潭。 回国后，黄濬的仕途顺得反常。 从北洋政府外交部到国民政府行政院，他当机要秘书，管机密文件，成了汪精卫眼前的“红人”。 这个位置，能接触绝密文件、战略计划、军队部署。 黄濬像块海绵，疯狂吸收着国家最核心的情报，再一点点挤给日本。 他的“文人”外衣成了最好的掩护，开会时喊抗日口号，私下写“亲日意见书”。 谁都看不出，这个戴圆框眼镜、写一手好字的文人，正把民族的命脉往敌人手里送。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 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秘密会议，制定“封江计划”。 这计划有多重要？ 需要调集百艘民船沉江，布水雷、设岸炮，把长江变成日军的“死亡陷阱”。 蒋介石拍板：“此计若成，日军海上力量折损过半，抗战局面将彻底扭转！” 黄濬作为会议记录员，从头听到尾。 散会时，他早已在密信上面详细记着封锁时间、船只位置、布雷区域。 当晚，他穿着常服去玄武湖散步，把密信封在糖纸里，塞进一棵老槐树的树洞。 第二天，一个朝鲜人取走糖纸，乘船去了上海。 日军收到情报后，连夜行动。 会议结束才三天，7月30日凌晨，70多艘日舰驶出长江口。 蒋介石得知消息时，十分震怒：“内部必有叛徒！” 而叛徒正是黄濬。 作为会议记录员，他第一时间将计划细节写在糖纸上，塞进玄武湖公园的树洞。 又在新街口“国际咖啡馆”，把情报藏进呢帽衣帽钩，交给日本间谍。 日军收到消息，连夜起锚，逃得干干净净。 这不是黄濬第一次泄密。 此前，他已将海军部作战部署、南京防御工事图纸源源不断送出去。 封江计划的失败，只是他“卖国清单”上最刺眼的一笔。 黄濬的可怕，在于他不止自己叛变，还把“卖国”做成了“家族生意”。 他拉拢儿子黄晟。 这个在国民党担任文件翻译的年轻人，成了他的“情报中转站”。 黄晟负责翻译敏感文件，再偷偷传给父亲，黄濬则用“父子情”掩盖，把儿子拖进深渊。 他还买通福建籍高官、海军部亲日分子，构成一张覆盖整个南京的间谍网。 黄濬定期向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汇报，来换得金银、古董，甚至日本的“保护”。 1937年8月，证据链闭合。 黄濬被捕时，还在办公室写“抗日意见书”，试图用“爱国”伪装。 可军统摊开密信、糖纸、目击者证词，连他儿子都招了：“父亲让我把日文文件翻译成中文，再转给须磨先生。” 1937年8月，特警二队摸清了黄濬的间谍网。 蒋介石亲批死刑，8月26日，黄濬父子被押往雨花台。 刑场上，枪声响起时，围观的百姓拍手称夸：“死的简直太便宜了！” 有人翻出他写的《花随人圣庵摭忆》，字里行间都是“家国情怀”，可现实里，他用这支笔，写的是同胞的死亡名单。 黄濬的背叛，比汪精卫投敌更隐蔽，也更致命。 汪精卫是“明着反水”，分裂抗日阵营。 黄濬是“躲在核心”，专挑国家要害下手。 封江计划失败，日军得以在长江自由机动，成了淞沪会战的“空中支援”。 他们沿长江而上，直逼南京，间接酿成大屠杀。 更让中国失去了“围歼日军主力”的机会，抗战初期的被动局面，因他多拖了半年。 有人说，黄濬该和汪精卫并列“头号汉奸”。 可他连“公开投敌”的资格都没有，他死了，名字被钉在耻辱柱上，连后代都不愿承认他的存在。 这个“神童”的堕落，撕开了一个残酷的真相。 最危险的敌人，不一定穿军装举刺刀。 他可能是你身边的同事，是写文章的文人，是替你整理文件的秘书。 他用最熟悉的方式靠近你，再用最致命的手段摧毁你。 我们要记得的不光是黄濬的名字，更是警惕“内鬼”，比对抗“外敌”更需要清醒！ 守护国家，从不让任何一个“身边人”有机会背叛开始！ 主要信源：（中新网——汉奸黄秋岳：因泄露蒋介石行踪 被当局处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