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袁世凯贴身侍卫陶树德回忆：袁世凯每天5点起床后，先喝鸡汤、牛肉汤开胃；7点左右吃一大碗小母鸡炖的鸡丝面和两个肉包，有的时候，一顿就吃十几个鸡蛋；之后每隔一小时就要喝人参茶，吃一碗鹿茸。 清晨五点，北洋政府中南海的院子还没亮透。侍卫陶树德推开门时，袁世凯已经坐在檀木椅上。桌上热气蒸腾，两碗鸡汤，一碗牛肉汤，一盘小笼包，香气混着药味弥漫。袁用瓷勺慢慢搅着，动作缓，神情稳。这不是普通的早餐，而是一场仪式。那碗鸡汤，是他每天“掌控世界”的第一步。 在北洋军中流传一句话：“袁宫早起先饮汤。”这事最早见于陶树德的回忆录。陶是袁的贴身侍卫，伺候了十多年，连主子的饮食节奏都能对上时辰。黎明刚破，他先端鸡汤，再备牛肉汤，接着是一大碗小母鸡炖的鸡丝面。袁吃得极快，却极讲究，一口汤、一口面、一块肉包。有人数过，光鸡蛋就能吃下十几只。喝完参茶，再抿一口鹿茸粉水，一天的权力机器才正式启动。 清末的权臣多信补。北洋气候干燥，袁嗓子又老出痰，御医劝他多喝汤。汤成了日常，也成了信仰。陶树德写得生动：袁的食桌上，从不缺鸡、人参、鹿茸三样。鸡补气，人参提神，鹿茸暖肾。每一样都让他觉得稳。外人以为这是口福，近臣却知这是一种焦虑。政务缠身、权势巨大，唯有食补能让身体服从命令。 1905年，袁掌直隶，掌北洋军。那年他住在天津小站，设小厨房三处，厨师分早、午、夜三班轮守。五点汤碗上桌，七点军务会议，十点必喝参茶。每天循环，像军令一样精确。侍卫若误了时辰，轻则记过，重则罚俸。袁常说“治国先治身”，身体稳了，朝局才稳。 几年后进京任内阁总理，饮食更讲排场。御医按时候诊，食材从直隶和山东两地空运。那时他已发福，腰围惊人。有人劝少吃补品，他听完摇头。文件批阅、密电传阅、政务纷扰，都在这口汤里化解。中南海怀仁堂的早晨，鸡汤香气经常飘到湖面，被风一吹，顺着水波传到对岸。 1912年登上总统宝座，袁把“养生”当成治国的一部分。中南海的御厨由三人升至七人。膳单分时刻制定，每隔一小时必须喝参茶。参是上等东北人参，煮出来的颜色比茶还淡，却带着苦。袁喝得习惯，茶碗常不离手。那年他还添了“午间养气汤”，由鹿茸和鸽蛋炖成，一口下去温热入喉。 权力越大，身体越重。1915年，称帝风波在外燃起，内阁的奏折堆得像山。袁坐在大理石书桌前，腰酸背痛。御医劝他节食，他反问一句：“国事繁多，身体怎能空着？”那天午后，他连喝三碗鸡汤，眉头依旧紧。参茶照旧一小时一碗，夜里灯未灭，补品盒堆满案头。陶树德后来感叹：“大人爱鸡汤胜过江山。” 袁的养生法看似平静，内心却藏着争斗的影子。北洋军阀间暗流涌动，外有列强，内有革命党。袁表面镇定，每一碗汤都像给自己打气。御厨记得清楚，他喝汤前总闭眼片刻，那不是享受，是在压抑心火。身体需要安抚，权力更需要安抚。 当年的北京谣言多，说袁“靠鸡汤续命”。有人见他出席典礼时脸色泛红，误以为身体康健。其实医官报告里早写着“气血不调、肾虚水肿”。他不信，仍让人参、鹿茸堆满寝室。陶树德回忆：总统病重那月，御医进出频繁，补汤味弥漫得连窗外的树叶都沾了腥香。 1916年春，风声骤变。帝制失败，政局动荡，袁夜不能寐。汤依旧喝，人参依旧煮，鹿茸依旧炖。身体却越来越撑不住。六月初，他卧床不起。案头仍放着那只青釉汤盅，盖子半掀着，汤已凉。侍卫想收走，被止住。那天夜里，中南海灯光未灭，晨曦来临时，传来噩耗。袁世凯病逝，享年五十七岁。 医官的记录简单：尿毒症、心力衰竭。御医补充一句“纵食浓补，耗血损肾”。陶树德跪在床前，看到一箱箱未开的鹿茸、燕窝、人参。那一刻，侍卫才明白，主子补的不是身体，是不肯放下的掌控欲。 袁的饮食传说此后广为流传。民间笑谈“袁世凯靠鸡汤治天下”。学者后人查阅档案，发现陶树德、刘凤山等侍从回忆高度一致，内容多有印证。学者唐德刚在《袁世凯传》中指出，这些补品习惯并非奢靡，而是北洋官僚文化的写照——身体被当作政权的支柱。 近年《北京日报·史海钩沉》曾专文考证，称袁的饮食制度与清末“养生政治”息息相关。官僚以补品稳情绪，以汤药定心神，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心理防线。文章写道：“权力盛时饮汤养志，权力衰时饮汤自安。”这句话精准刻画出袁的处境。 百年过去，鸡汤早凉，故事仍热。有人笑他贪吃，有人叹他焦虑。无论如何，那碗鸡汤不仅是养生配方，更像一个时代的隐喻。权势滚烫，欲望炙热，终究难敌生命的清晨与暮色。体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