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几个刺刀同时刺进了79军军长王甲本的腹部，这位打了半辈子仗的将军，就这么倒在了山道上，成了整个抗日战争里，牺牲在白刃战中的最高将领。 山道上的枫叶被血染红了，像极了他家乡富源深秋的红土地。 弹壳散落在乱石间，有的还冒着青烟；断裂的枪托旁，半张作战地图被风吹得哗哗响，上面“山口铺”三个字被血浸得模糊。 谁能想到，这位三天前还在检查士兵绑腿的将军，会以这样的方式定格生命？ 中国南方的1944年，日军十余万兵力扑向豫湘桂，铁蹄要踏碎大陆交通线。 第七十九军刚从衡阳外围的炮火中撤出，王甲本拄着木棍在地图前踱步，铅笔在零陵、东安间画了道弧线：“往南，依山布阵。” 士兵们背着步枪和米袋，在丘陵里走了三天三夜，脚底的水泡磨破了，就在草鞋里塞把稻草，没人掉队。 9月6日傍晚，冷水滩的炊烟刚升起，他就带着参谋钻进战壕，手指抠着泥土：“机枪阵地设在那棵老樟树下，能扫到整个山口。” 夜里巡营时，他摸了摸小兵的米袋，硬邦邦的——是白天分发的糙米饼，“省着点吃，明天还有硬仗。” 第二天的雾浓得像化不开的米汤。 几个“农民”背着箩筐从雾里钻出来，扁担压弯的弧度却透着古怪——筐绳勒出的印子太浅，不像是装着红薯。 王甲本猛地摘下望远镜，喉结滚动着低吼：“不对劲！戒备！” 士兵们“哗啦”散开，枪栓拉动的脆响惊飞了树上的麻雀。 他让文书抱着文件箱先走，自己拎起二十响驳壳枪，带着手枪排断后；山道窄得只能两人并行，两侧的松树林密得能藏住一头牛。 枪声突然从头顶炸响。 上千日军从坡上滚下来，刺刀在雾中闪着冷光，像一群饿狼扑向羊群。 手枪排士兵扑到岩石后开火，子弹打在树干上，木屑溅了王甲本一脸。 他瞄准冲在最前的敌兵，扳机扣动，那人胸前炸开一朵血花，像极了家乡过年时放的鞭炮。 副官吴镇科的机枪突然哑了，他刚抽出大刀，就被刺刀挑中腹部，倒下时还攥着染血的枪带。 二十分钟后，枪声稀了。 王甲本捡起地上的步枪，刺刀“咔嗒”卡进枪头——这把枪的原主，已经倒在他脚边，手指还扣着扳机。 日军像潮水围上来。 他劈翻一个，又被另一个抱住腰；刀刃擦着头皮飞过，他回身用枪托砸断对方胳膊，却没防住侧面刺来的刺刀。 腹部的剧痛让他弯下腰，视线里最后映出的，是自己染血的绑腿——那是出发前，妻子连夜为他缝的，针脚细密得像她的叮嘱。 后续部队赶到时，他的身体还保持着向前扑的姿势，手里攥着半张作战地图，上面圈着“山口铺”三个字。 东安县芭蕉村的刘理谷那天去山里砍柴，看见几个兵抬着棺材往坡上走。 他跟着去帮忙挖坑，听见兵说“这是王军长”；从此，每个清明，他都带着锄头来坟前除草，一守就是三十年。 临终前，他拉着儿子刘本智的手：“军长是打鬼子死的，不能让他孤单。” 刘本智守到七十岁，又把锄头交给儿子刘孟江；六十九年过去，墓碑上的字被雨水冲刷得有些模糊，坟前的野菊却年年开得旺。 第七十九军在武冈的操场上搭起灵堂，挽联从牌坊垂到地上，士兵们举着枪宣誓，声浪掀动了檐角的国旗——那面旗，王甲本曾在长沙城头升起过三次。 后来，富源县有条街改叫“甲本街”，他捐钱盖的学校取名“立基小学”，孩子们读书的声音，比当年的枪声清亮。 2014年清明，孙中山后人来扫墓，看见墓前摆着米酒和腊肉，村民说：“这是给王军长的，他生前最爱喝家乡的米酒。” 山口铺现在立了块路碑，指向玉霁亭的方向。 常有老人带着孩子来，指着山道说：“当年王军长就在这儿，一个人拼了七个鬼子。” 风吹过松林，沙沙声像极了当年的枪声，只是这一次，再没有刺刀映寒雾，只有野菊在坟前静静开着，黄得像他军装上的纽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