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陈玉仁叛变，供出了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王世英，王世英察觉到异常后，就要转移时，特务头子史济美却突然登门拜访！ 冷汗顺着王世英的后背往下淌，右手悄悄摸向抽屉里的勃朗宁手枪——枪里只有三发子弹，是他留给自己最后的退路。可脸上却得堆着笑，他太清楚史济美的手段，这个国民党军统上海区行动组长，心狠手辣到连孕妇都不放过，江湖上人称“活阎王”，此刻上门绝不是来叙旧的。 1925年，19岁的王世英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陈赓是同窗。在校期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投身北伐战争，凭着过人的胆识和谋略，在战场上屡立战功。可随着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党组织决定派他潜伏到国民党内部，从敌人内部瓦解反动势力。 为了潜伏成功，王世英改名为“王静”，凭借黄埔军校的履历和出色的交际能力，很快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谋得要职，负责情报整理工作。这个岗位看似不起眼，却能接触到国民党的核心机密——他将敌人的抓捕计划、兵力部署偷偷记录下来，用密写药水写在报纸夹缝里，通过地下交通员传递给党组织。两年来，他先后营救了17名被捕的同志，粉碎了敌人三次大规模“清剿”行动，被同志们称为“藏在敌人眼皮底下的尖刀”。 陈玉仁曾是他最信任的下属，两人一起出生入死，王世英甚至把自己的备用联络点都告诉了他。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平日里喊着“革命到底”的战友，在敌人的酷刑和利诱下，竟然叛变了。早上收到交通员传来的“鹰已折翼”暗号时，王世英正在整理一份敌人即将突袭中共中央机关的绝密情报，他当即决定销毁情报、立刻转移，可刚把情报烧尽，史济美的敲门声就响了。 “王老弟，好久不见，哥哥特意来看看你！”史济美推门而入，皮笑肉不笑地打量着房间，眼神像毒蛇一样扫过书桌、衣柜，最后落在王世英紧攥的手上。王世英强压下心头的慌乱，倒了杯茶递过去：“史组长大忙人，怎么有空来看我这个小职员？” “听说你最近气色不太好，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史济美呷了口茶，话里藏刀，“我可是听说，你跟一个叫陈玉仁的人走得很近啊。” 王世英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叛徒已经把自己供出来了，但他不能认——一旦承认，不仅自己性命难保，还会牵连更多潜伏的同志。 “陈玉仁？倒是认识，不过就是个普通同事，最近好像很久没见他了。”王世英故作轻松地挠挠头，“史组长要是找他，我可以帮你问问。” 史济美突然拍案而起，眼神变得凶狠：“王世英，别装了！陈玉仁都招了，你就是共产党的潜伏特务！” 话音刚落，门外就冲进来两个特务，举着枪对准王世英。王世英反而镇定下来，缓缓松开握枪的手，冷笑一声：“史济美，你少血口喷人！我王世英行得正坐得端，是黄埔军人，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你凭什么说我是共产党？” 他知道，此刻越是强硬，越能争取时间，说不定外面的交通员已经察觉到异常，正在想办法营救。 史济美没想到王世英这么嘴硬，示意特务上前搜身。王世英故意反抗，趁机将藏在袖口里的一张小纸条吞进肚子里——那是下一个联络点的地址，绝不能落入敌人手中。特务们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没找到任何证据，史济美气得脸色铁青：“把他带走！我就不信撬不开你的嘴！” 被押上囚车的那一刻，王世英望着上海的天空，心里默念着：“同志们，我暴露了，你们一定要小心！” 他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酷刑，但他早已做好了准备。在狱中，史济美对他动用了老虎凳、电刑、灌辣椒水等各种酷刑，把他折磨得遍体鳞伤，可王世英始终咬紧牙关，没有泄露半个字的机密。 有一次，史济美把陈玉仁带到他面前，让叛徒劝降。陈玉仁低着头说：“世英，别扛了，招了吧，国民党会给你高官厚禄的。” 王世英吐了他一脸血水，怒斥道：“你这个叛徒！我王世英就是死，也绝不会背叛党和人民！你迟早会遭到报应的！” 陈玉仁被骂得面红耳赤，灰溜溜地走了。 1932年8月，在上海龙华监狱的刑场上，王世英昂首挺胸，对着刽子手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革命一定会成功！” 枪声响起，年仅26岁的他倒在了血泊中。而那个叛徒陈玉仁，虽然得到了国民党的奖赏，却始终活在恐惧中，1935年被我党地下工作者处决，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王世英的牺牲，是无数地下工作者的缩影。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年代，他们隐姓埋名，潜伏在敌人内部，用生命传递情报，用鲜血捍卫信仰。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战功，却在看不见的战场上，为革命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叛徒的背叛固然可恨，但正是这些坚守信仰、宁死不屈的革命先烈，用生命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长城，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现在的我们，早已不用面对枪林弹雨和白色恐怖，但王世英等先烈身上那种“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精神，依然值得我们传承。他们用生命告诉我们，信仰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只要心中有光，就不怕前路黑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