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岁老小孩：黄永玉——把岁月熬成糖霜，把死亡写成童谣 北京在六月交出最后

99岁老小孩：黄永玉——把岁月熬成糖霜，把死亡写成童谣 北京在六月交出最后一场槐雨，像为他洗净长街，好让那辆红色法拉利一路飞驰到云端。人们说黄永玉走了，我却只信他贪玩迷路，叼着烟斗去银河边给星星起绰号——上帝想留他当首席捣蛋鬼，他嫌天堂规矩太多，一踩油门，把九十九年的笑声撒成漫天流萤。 凤凰的水车还在转，却再无人把石板巷走成电闪。十二岁的赤脚少年，书包里装着偷摘的野桃和一本《楚辞》，逃学，是为了去听沅水怎样把屈原的句子唱成民谣。十四岁寄身闽南山坳，木屑纷扬如早雪，锯条拉出肖邦的升C，他在刨花香里嗅到远渡欧洲的潮汐，于是把第一朵木刻玫瑰献给战火纷飞的年代。三十二岁，阿诗玛从云南的云雾里站起身，青铜色的手臂举起整座高原，他把亿万年的岩溶画成一声暴烈的叹息，全国都在传颂，他却转身去景德镇烧夜壶——壶口歪斜，像对世界做半个鬼脸。五十岁，他考下驾照，像领取一张准许胡闹的出生证；七十岁，背起行囊去意大利写生，把威尼斯清晨的薄雾熬成一碗糯米酒；八十岁，穿大红西装登上时尚杂志封面，银髯与电眼并列，像雪峰上突然升起朝霞；九十岁，一脚油门，法拉利呼啸穿过京城黄昏，红灯被他闯成漫天礼花。 有人怒斥他败坏国画，墨色太艳，像打翻胭脂铺。他懒洋洋吐烟圈：“谁说这是国画？别糟蹋了人家清誉。”随即补刀：“谁再乱扣帽子，我就告他。”一句话，把堂皇的审美法庭拆成纸扎戏台。十年动荡，他被押进牛棚，每日功课是挨鞭，生日也未能豁免。回家，却笑着报账：“今天224下，比昨天便宜两鞭。”夜里，他在煤油灯下画黑梅，墨汁里掺一点血，竟开出比夜更亮的锋芒。 湘西酒厂破产，工人连工资都发不出。他随手勾了个衣衫褴褛的醉汉，题一句“不可不醉，不可太醉”，酒鬼酒横空出世，一年利税翻十倍，全县炊烟再起。家乡河被化工厂染成铁锈红，八十岁的他拍案而起：“老子去搞他们一下！”连夜带人砸了办公室，像少年砸碎恶霸的玻璃。钱钟书说曾被弟子反噬，他撸袖子：“早告诉我，揍他一顿替你出气！”狂狷之下，是滚烫的侠义。 他最怕的不是死，是死前没把玩笑开够。于是提前给死亡写好剧本：骨灰冲进马桶，告别式就在厕所，按下冲水键，“哗”的一声——人生谢幕，干脆利落。他还想活着就开追悼会，躺椅放中间，喇叭喊：“来，夸我！”悲伤被他逗得破涕为笑，泪珠尚未落地，就被烟斗里的火星烤成闪闪发亮的星尘。 世人总爱把老年描成灰白：保温杯里泡枸杞，广场跳着慢三。他偏把晚年染成大红，法拉利引擎轰成春雷，告诉三亿即将老去的中国人：年轮可以折成纸飞机，皱纹可以叠成纸鹤，白发？那是雪落在火焰上，越冷越旺。他上午写书，下午画画，周末看《非诚勿扰》，说要研究年轻人怎样把爱情拆成快递。九十岁写自传，只到少年篇，因为后面“还在进行式”。 我们读他，读到自己的怯懦：敢不敢在三十岁的饭局说“我不干了”；敢不敢在五十岁的夜里去考一张驾照；敢不敢在八十岁的清晨穿大红色上街；敢不敢在每一次被生活抽鞭子时，回家数给爱人听，然后相信“时代不会永远这样”？他把“自我”磨成一把薄薄的柳叶刀，划开集体叙事的厚茧，让我们看见：原来人可以这样大写。 黄永玉走了，却把“高兴就好”四个字贴在夜空，像四颗最倔的星，闪给仍在地面皱眉的我们。下次当你犹豫要不要把日子过成别人眼里的正经，就想想那个九十九岁的老小孩——油门一踩，烟斗一扬，留下一串尾气，像给世界做了个鬼脸：“别急着老，我先去前面玩。” 于是，我们终于可以含泪带笑地承认：原来衰老不是投降，而是把岁月熬成糖霜；原来死亡不是终点，而是把童谣唱给星辰听。而他，那个最会捣蛋的老小孩，已开着红色法拉利，把最后一声笑，轰然驶入银河。 百岁小老孩 九旬老童 黄永玉百年画展 黄永玉上海展 黄永玉画展 黄永华为何出名 黄永玉旧居 老顽童绘画 黄永日 黄永玉文华园 黄永健 黄永志 黄永叶 儿童老艺术家 黄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