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北大一教授，路遇一女子贩卖字画，他随手拿起一幅打开，却忽然脸色大变，这竟是一张成吉思汗画像真迹，便花3块钱买了下来。 史树青出生于1922年河北乐亭一个普通家庭，从小跟随父亲逛琉璃厂古玩市场，接触书画鉴定。12岁时，他已能指出一幅所谓宋画的纸张中混有洋麻纤维，判定为民国仿品，这件事让他对文物产生浓厚兴趣。1935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期间，他利用课余时间继续探索古玩，15岁用少量钱款购得邱逢甲书法立轴，后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他的早期经历奠定了对纸张纹理和墨迹特征的敏感度，这些知识在后来职业生涯中反复应用。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中文系后，他进入文科研究所史学组深造，系统学习历史文献和考古方法。这段时间他开始收集古籍，记录各种书画的材质数据，为鉴定工作积累基础。 进入194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后，史树青参与明清文物陈列筹建，处理大量瓷器和金石文物。1950年代初，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同时兼任国家文物局任务，经常外出考察民间旧物。他的鉴定方法注重实证，如通过纸张纤维密度和印章篆字结构来判断年代，这源于早年自学和实践。1958年，他加入新疆少数民族社会调查队，考察当地文物，扩展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器物的了解。这次经历让他接触到更多元代遗物，增强了对蒙古相关文物的辨识能力。他的工作范围逐步扩大到书画以外的领域，包括陶瓷和印章，一生鉴定文物达上百万件。中国收藏家协会成立时，他担任会长，推动文物保护交流。 史树青的鉴定生涯中，多次在街头旧货摊发现珍品，这些经历反映出他对文物的持久热情。1952年10月在北京西单北大街，他遇到北洋军阀陈宦儿媳崔月荣出售字画。因家庭搬迁天津，她处理旧物，包括一幅卷轴。史树青查看后，确认纸张为元代桑皮纸，纤维粗糙匹配历史记载。画像中人物胡须墨色混赭石颗粒，这是元代御容专用技法，用于毛发立体表现。题款朱砂印隐现大元内府篆字，衣褶左衽符合蒙古习俗。他以3块钱购得，当时相当于30斤小米的价格。箱中陈宦日记记录1915年3月12日蒙古亲王那彦图赠画，称系世祖时画院作品。这份记录提供初步线索，让他进一步比对史料。 购得画像后，史树青比对元史礼乐志，验证白狐帽与皇祖冠七褶描述一致。又对照北平图书馆元代舆服图，确认衣褶样式准确。这些步骤让他初步认定画像非明代仿品，而是元代真迹。三天内，他联系国家文物局专家集体鉴定。启功测量画心尺寸为57.3厘米乘40.5厘米，符合元代内府立轴标准。谢稚柳指出三层桑皮纸托裱工艺，为元人重纸方法。专家组讨论墨色成分和纸纹密度，最终结论为1278年忽必烈敕令绘制，现存最早成吉思汗画像。这幅画的发现填补了元代肖像史的空白，体现了鉴定工作的严谨性。 1953年画像入藏国家博物馆时，史树青附材质说明，记录纸张纤维密度、墨色成分等23项数据。这些数据成为后续研究的参考基础。博物馆保存过程中，2010年修复人员用高倍显微镜观察胡须墨色，发现赭石颗粒技法与元代画鉴记载吻合，进一步证实其真实性。史树青在北大课堂经常以此为例，讲解辨画需纸张和墨色作为证据，推动学生注重细节观察。他的教学方法影响多名后辈学者，形成文物鉴定领域的实证传统。中国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任职期间，他主导多项全国性鉴定项目，规范行业标准。 史树青的另一重要发现发生在1998年河北乡村，一位老农蓝布包中藏有成吉思汗虎头金牌。他检查边缘云纹三叠，判定与元史兵志图样相同，后捐献博物馆。这件金牌补充了蒙古军事文物的实物证据，丰富了元代历史研究。1975年，他为画像修复档案补注脚，记录墨色虽淡但见风骨，强调文物内在价值。他的工作强调文物属于文明整体，而非私人财产，这与张伯驹捐献平复帖的理念相近。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多件珍品源于他的鉴定，推动公众对历史遗产的认识。 史树青一生出版多本专著，如文物鉴定论丛，分享书画和瓷器鉴别经验。这些著作成为行业参考书，指导年轻鉴定者避免主观判断。他的方法结合文献考证和科学检测，适应现代文物保护需求。中国博物馆协会等机构受益于他的贡献，建立更完善的鉴定体系。逝世于2007年11月7日后，他的遗产继续影响文物界，许多博物馆展览中提及他的发现。国家文物局多项政策源于他的建议，确保民间珍品得到妥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