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在哀牢山深山了发现4万几乎全裸的男男女女，调查后才发现，他们竟是靠着吃野果和捕猎为生的苦聪人。 1956年夏天那幕太震撼了——解放军在哀牢山深处执行任务，本来是清残匪、查边境，没成想循着奇怪的脚印和微弱的烟火气，撞进了一个被时光遗忘的世界。 三四万苦聪人就藏在这儿，男男女女几乎都光着身子，顶多裹点破烂兽皮、树叶或树皮，根本遮不住身体，见了外人跟惊弓之鸟似的，转身就往密林中钻，好几天都抓不住踪影。 这些苦聪人过的日子，说是原始都算轻的，住的地方连个正经房子都没有，全是用树枝、茅草胡乱搭的棚子，低矮得只能爬着进出，里面铺层干草就是床铺，刮风下雨时漏得厉害，冷了只能围着火塘挤在一起取暖，有的实在搭不起棚子，就直接钻树洞里过夜，遇上野兽都没地方躲。 吃的全靠老天爷赏饭，野果、蘑菇、植物根茎是日常口粮，饿极了就用石头磨的刀、木头削的矛或者简单陷阱抓点小鸟、小动物，偶尔烧块地撒点种子搞刀耕火种，收成却少得可怜，吃了上顿没下顿是常事，误食毒野果丢命的事儿也时有发生。 他们手里连件铁器都没有，更别提纺织技术了，身上的“衣服”要么自己撕点树皮芭蕉叶，要么跟邻近民族换点破旧布料，在哀牢山湿冷的气候里根本不顶用，大人小孩身上全是冻出来的紫疤，看着都心疼。 最让人难受的是盐巴，这在咱们看来普通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比金子还珍贵。平时根本吃不上，只能找种盐水藤煮点苦咸味的水解馋，实在想换点真盐，就得把猎物皮毛放在路边，自己躲进树林里远远喊人，碰上好心人能给点碎盐，要是遇上国民党残部或者坏人，就得赶紧丢下东西往山里逃，稍慢一步就可能丢命。 医疗更是想都不敢想，妇女生孩子就用芭蕉叶简单裹一下，没有任何消毒措施，好多婴儿没熬过严寒和饥饿就夭折了，大人小病靠扛，大病只能听天由命，年纪轻轻就没了的不在少数。 他们也没文字，全靠长辈口头传授生存技巧，语言是跟拉祜族相近的古语，翻来覆去都是讲打猎、采果这些生存事儿，九成人都不识字，更不知道山外还有汽车、电灯这些东西。 谁能想到，这群被外人误会成“野人”的苦聪人，本是拉祜族的一支，祖上还是从青海、甘肃一带迁过来的。他们不是天生就愿意躲在山里，全是被旧时代的压迫逼的。 历朝历代要遭官府盘剥、封建领主欺压，只能一步步往南逃，最后躲进了哀牢山最偏僻的深山里。 到了国民党统治的时候更惨，那些兵不仅骂他们“野人”，还动不动就开枪追捕，抢他们的猎物、烧他们的草棚，杀跑得慢的人。 一次次迫害下来，苦聪人彻底对外人失去了信任，只能往更险峻的森林深处躲，“藏起来”成了他们唯一的生存方式，这一躲就是几百年，外面改朝换代、社会进步，他们全不知道，就这么被困在原始生活里熬日子。 解放军刚开始找他们的时候太难了，苦聪人被以前的遭遇吓怕了，见了穿军装的就躲，第一次撞见个苦聪汉子在树上摘野果，喊了一声人家立马跳下树窜进林子没影了，追了好几天才找到他们的临时营地。 语言也不通，只能四处找当地会苦聪话的人帮忙，后来找到个瑶族姑娘，她姐姐嫁给了苦聪人，刚开始还因为戒备不肯带路，直到看了解放军半个月都在帮附近村寨做事，才愿意领路。 工作队知道他们怕，就不硬来，每次上山都带着盐巴、粮食、药品，帮他们挑伤口里的虫子、治伤病，晚上围着篝火跟他们聊天，讲山外的新中国、讲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说再也没人敢欺负他们了。 过了大半年，这些在山里熬了几百年的苦聪人终于愿意走下山了。出山那天，各族群众都来欢迎，政府给他们送了衣服、毯子、锅碗，还有种子和农具。 他们给自己的新寨子起名“新安寨”，总算有了安稳的家。刚开始学种地的时候他们也不习惯，不懂二十四节气，收成不好还饿过肚子，甚至有人偷偷跑回山里打猎，但政府没放弃，一直派人教他们种地、认字，建学校、盖新房、搞医疗。 以前妇女生孩子全靠运气，现在有了医生和药品；以前九成的人都不识字，后来也能送孩子去读书，慢慢还有了大学生。 到现在，苦聪人早就不是当年那副惨样子了，搞起了草果、橡胶、棕榈种植，人均收入翻了好多倍，还办了语言培训班保护自己的文化。 回头想当年那幕，真让人感慨——这根本不是什么“野人”的传说，就是旧制度把人逼到绝境的悲剧，也是新中国带来希望的见证。 那些苦聪人不是愿意过原始生活，是被战乱和压迫断了出路，幸好解放军找到了他们，政府拉了他们一把，才让他们从深山里的苦难里走出来，过上了安稳日子。 这事儿也明明白白告诉人，新中国最金贵的就是把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受苦的人都放在心上，不管躲得多偏、过得多苦，都不会被丢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