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美国情报局爆出一则震惊消息：中国成功引爆了氢弹！这则消息让西方情报界集体沉默，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一个连原子弹都刚试爆两年的国家，怎么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搞出氢弹，更让人意外的是，主导这个项目的科学家竟然从没出过国留过学。 这位科学家就是于敏，后来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 1926年他出生在河北宁河县一个普通家庭，童年记忆里满是日军侵华的炮火，全家逃难到天津租界时，他亲眼看到太多人因为国家弱小而受苦，那时候他就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学科学，用知识救国。 这种在战火里淬炼出的信念，比任何教科书都更能让人坚定方向。 1944年于敏考上北大物理系，成了理论物理权威张宗燧的学生，而张宗燧的老师正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泡利，这样的学术谱系本来能让他在基础物理领域大有作为。 1951年毕业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发表了几篇很有分量的核理论论文，当时所里都觉得他会成为顶尖的理论物理学家。 本来想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但后来发现国家需要比个人前途更重要，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问他愿不愿意转行搞氢弹，他几乎没犹豫就答应了。 那时候中国的氢弹研究简直就是一张白纸，1960年苏联撤走所有专家，带走了全部图纸和数据，留下的只有一堆半成品和“三无”困境：没理论指导、没实验设备、没外部援助。 于敏带着28个人的小团队从零开始，办公室里连台像样的计算机都没有，他们只能从最基础的粒子物理开始推导。 这种从头开荒的难度，现在搞科研的人怕是最有体会，更何况那时候国际上对氢弹原理严格保密，连查文献都找不到有用的资料。 1964年于敏在一篇内部报告里系统分析了三种聚变反应的能量效率，提出用氘氚聚变为主、氘氘聚变为辅的方案，这才解决了氢弹“点火”这个核心难题。 但理论方案出来了，还得靠数据说话，1966年他带着团队进驻上海华东计算所，当时全国只有两台J-501型计算机，运算速度每秒5万次，白天排队用机器，晚上就用算盘和计算尺手工复核。 那100天里，他们算了200多万次，每个人平均每天工作18小时，桌上的草稿纸堆得比人还高。 很显然，这种用脑力硬扛的干法，现在听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从1961年接受任务到1988年中子弹试验成功，于敏隐姓埋名27年，连家人都不知道他具体做什么工作，有次儿子问他在研究所干什么，他只能含糊说“研究炮弹”。 1999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颁发时，他的名字才被公众熟知，2014年拿国家最高科技奖时，他还反复强调“这是团队的功劳”。 这种把个人完全融入国家的境界，放在今天看依然让人肃然起敬。 如今我们总在说科技自主创新，于敏的故事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当一个科学家把个人理想和国家命运绑在一起时，就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他放弃的是可能拿诺贝尔奖的理论物理研究，留下的是让中国挺直腰杆的核盾牌，还有那句“愿将一生献宏谋”的誓言。 在这个追求速成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这种沉下心“坐冷板凳”的精神，毕竟真正的核心技术，从来都买不来、要不来，只能靠自己干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