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信在中国没有人愿意为赵忠尧送上一朵花。 赵忠尧(1902-1998)，核物理学家，主持建立我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钱三强、邓稼先等大批顶尖人才都是他的学生，23名"两弹一星"功臣中有8位是他的学生。 1930年的欧洲物理学界，曾因赵忠尧的实验结果掀起过一阵波澜。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做研究生时，率先观测到了硬γ射线的反常吸收现象，这实际上是人类首次发现反物质的雏形——正电子的存在，可由于当时实验设备的局限，再加上论文表述的严谨性，这份成果最终被后辈安德森摘得诺奖，他本人却成了科学史上“最接近诺奖却错失的华人”。得知结果时，他只是平静地收拾行李，心里装着的是回国建立核物理学科的执念，没半分个人得失的计较。 抗战爆发后，赵忠尧的回国路成了一场带着核材料的生死跋涉。1937年他赴欧洲考察，听闻国内战事吃紧，立刻变卖了所有积蓄，从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购得50毫克放射性镭，这是当时国内开展核物理研究的唯一火种。为了躲避日军盘查，他把装镭的铅罐塞进咸菜坛子，混在随身行李里，从欧洲辗转越南，再徒步穿越中越边境的崇山峻岭。途中遇到土匪抢劫，他死死护住咸菜坛，任凭财物被搜刮一空，也没让那罐镭有半点闪失。抵达昆明时，他满身泥泞、体重掉了二十多斤，可第一时间是把镭送到西南联大的茅草屋实验室，让学生们能继续开展研究。 西南联大的日子里，他的课堂永远是最挤的。茅草屋顶漏雨，他就踩着板凳补瓦片；实验器材匮乏，他带着学生用废旧铁皮焊制探测器，用墨水瓶做电容器；没有教材，他就在油灯下连夜手抄讲义，字迹工整得像印刷品。钱三强曾回忆，自己毕业后本想留校任教，是赵忠尧硬把他推去巴黎，说“去居里实验室才能学到真本事，国家未来需要顶尖的核物理人才”，还亲自写推荐信，帮他凑足了路费。邓稼先刚进实验室时连基础仪器都不会用，赵忠尧就蹲在地上，手把手教他调试设备，还把自己的研究笔记全交给他，叮嘱“这些经验比论文重要，要记在心里”。那8位“两弹一星”功臣，每一位都能讲出几段和赵忠尧相关的求学往事，那些细节里藏着的，是他毫无保留的育人之心。 1950年，他从美国启程回国，却被美方扣押在日本横滨，理由是“掌握核机密，可能威胁美国安全”。在拘留所的日子里，他每天靠着背诵古诗词度日，拒绝了美方的高薪挽留，反复强调“我是中国人，我的实验室该在中国”。被关押56天后，在多方斡旋下才得以回国，刚下船就直奔中科院，一头扎进了我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的筹建工作。没有图纸，他就凭着记忆手绘设计图；没有技术支持，他就带着团队从零摸索，仅用两年就建成了实验室，还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为“两弹”研发打下了关键的实验基础。 晚年的赵忠尧，退休后仍每天往实验室跑。80多岁高龄时，还会蹲在地上帮年轻研究员调试设备，学生劝他歇着，他就摆手说“核物理研究不能断档，我多盯一眼，你们就能少走点弯路”。他一生没拿过什么耀眼的个人奖项，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通民众都不知道这位老人的名字，可他培养的学生撑起了中国核物理的半壁江山，他埋下的科研火种，照亮了国家科技自强的前路。 真正的国之脊梁，从不会计较名声的大小，只在乎能否为故土尽一份力。赵忠尧的一生，是科研报国的一生，也是甘为人梯的一生，这样的人，值得每一个中国人为他送上一朵花，铭记他的付出与坚守。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