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严打的时候，有一种玩法叫陪绑，就是在死刑犯执行当天，突击找一些号子里的刺头的，嘴严的，不老实之类的犯人，没有通知情况下跟死刑犯一起绑上刑车拉到刑场，跪在死刑犯执行点的不远处，亲眼看见被执行，然后拉回看守所。 1984年春天，武汉市看守所内接到命令，押送一名杀人犯前往刑场执行。看守所政委下令，连带点名四个服刑表现恶劣的犯人随车出发，不允许提前告知。 张海林名列其中。他是个惯犯，屡教不改，两进宫都没收敛，打架、威胁管教，还组织号子里的赌局。押车那晚，他还以为是转监，直到看到那张红色死刑执行书，才意识到情况不对劲。 刑车凌晨四点出发，开往郊区空地。下车后，死刑犯跪在前排，张海林等四人被安排跪在后方十几米的位置。身边武警不说一句话，只是反复检查脚铐锁紧没。 寒风中，他本能地低头不敢看，可当第一声枪响打破寂静，他下意识抬头，正好看见那个死刑犯后仰倒地，头部鲜血直流。 他说那一下“像脑子炸开了”。 回到号子那晚，张海林沉默到天亮。第二天早上他主动要求做值日，晚上还找管教认错，递上悔过书。十天后，他被转入劳动监区，主动申请参与监舍纪律管理。 过去总和他对着干的老许，也说了一句：“这人好像真变了。” 武汉公安局后来在总结83严打工作时写道：“执行陪绑震慑措施24人，18人转入积极改造轨道。”这一数据在1985年内部年报中成为经验材料上报公安部。 当时，全国刑事案件数量从1982年的74.8万起下降到1984年的51.4万起。这背后，是一套快捕快审、严厉震慑与直接惩戒机制的高强度运转。 快、准、狠，不代表草率，而是在极端情况下，用最短时间恢复秩序。 1987年后，陪绑逐步退出，公安部正式废除该项措施，替代的是分级管理、心理辅导、法治教育等系统改造机制。1997年，《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修订，进一步明确程序合法性、罪刑法定原则。 张海林刑满释放后，再没回过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