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西方的学者勇敢说真话了。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约翰·霍布森在电视节目中说:“没有从中国引进的技术，就没有英国的农业革命，工业化就会受阻，西方人拿来了却说是西方人发明的。”他还特意列举了出了两个例子，旋转绕线机和移动犁就是从中国引进后再改进的。 霍布森教授这番话，像在平静的水面扔了块石头。在西方主流叙事里，现代世界的诞生和发展，似乎是古希腊-罗马文明经过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一路自我演进的结果，其他地方只是被动接受者。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流行了好几百年，甚至让很多非西方社会的人也深信不疑。霍布森站出来指出，英国工业革命这个被视为西方“独创”的神话，其基础竟然大量借鉴了东方的智慧，特别是中国的技术，这无疑是对传统史观的一次勇敢纠偏。 他提到的旋转绕线机和移动犁只是冰山一角。咱们顺着这个思路往下看，被“拿来”并深刻改变欧洲的技术，远比想象中多。高效的马具（胸带式挽具）从中国传入，让欧洲马匹的拉力成倍增加，大幅提升了运输和耕作效率。水车、风车这些动力装置，其核心设计思想也深受东方影响。更不用说那些直接推动知识传播的革命性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没有相对廉价、充足的纸张和印刷能力，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所需要的知识扩散，根本无从谈起，科学思想的传播速度会慢上几个数量级。就连后来为欧洲殖民扩张“铺平道路”的航海技术，也离不开从中国传播或改进的船尾舵、水密隔舱，以及最重要的——罗盘。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至关重要的贡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有意无意地淡忘了呢？这背后有几层原因。一是“欧洲优越论”的意识形态需要。在近代欧洲取得全球优势后，其知识分子需要构建一套“自古希腊一脉相承、独一无二”的线性进步史观，来为其殖民扩张和全球主导地位提供合法性。承认自己的崛起大量建立在其他文明的成果之上，会削弱这种“天命所归”的叙事。二是技术传播的复杂性。一项技术从中东或亚洲传到欧洲，往往要经过多个文明的中转、改进，时间跨度长达数百年。当它在18世纪的英国结出工业革命的果实时，人们很容易忘记它最初来自哪里，而将最后的、最关键的改进者视为“发明者”。三是话语权的问题。近现代的历史和科技史，主要是由西方学者书写的。他们更熟悉、也更有动力去挖掘和梳理欧洲自身的传承脉络，而对于来自东方的线索，要么缺乏了解，要么选择性地轻描淡写。 霍布森教授的观点，其价值不仅仅在于“为中国人争口气”，更在于还原历史的真实图景：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单线的，而是一张巨大的、相互借鉴、彼此激发的网络。中国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技术成就。这些成就通过丝绸之路、阿拉伯世界等渠道，缓缓西传，像一颗颗种子，在适合的土壤（如近代欧洲的社会经济条件）中萌发，最终与其他因素结合，催生了质变。没有这些基础，欧洲的变革或许会以另一种形式、在更晚的时间发生。 今天重新认识这一点，对我们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有助于我们打破对西方近代崛起的神秘化认知，明白其成功是站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文明巨人的肩膀上。这能让我们以更平和、客观的心态看待世界历史，既看到近代的落后，也看到曾经的辉煌贡献，树立真正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不是虚妄的自大，而是建立在确凿史实基础上的从容。另一方面，它也提醒我们交流与开放的重要性。汉唐盛世之所以能孕育那么多影响世界的技术，与其对外开放、海纳百川的气度密不可分。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大飞跃，几乎都是知识、技术大交流、大融合的结果。 霍布森教授的“真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被忽略已久的历史之门。它告诉我们，西方文明并非无源之水，东方的智慧也早已深深嵌入现代世界的基因之中。在全球化遭遇逆风的今天，回望这段技术全球化的早期历史，或许能让我们更加珍视开放与合作的价值，少一些文明间的傲慢与偏见，多一些对共同走过的道路的感恩与敬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