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8日，国民党上将陈仪被执行枪决，行刑前，蒋鼎文让士兵端来酒食，陈仪摆手说：“你要念及旧情，就让士兵麻利点，打我头部。” 没人再多劝。蒋鼎文低着头，手里那杯酒握了很久，最后没喝。他没想到，眼前这个坐镇浙江、治理台湾、从黄埔一路走来的老朋友，最后会死在自己手上。 陈仪并没再多说什么，站在原地，双手背后，只是平静地看着前方。 这不是陈仪第一次面临生死难关。早在1948年冬天，他就知道自己一旦踏出那一步，随时可能被斩断退路。 当时，他身在杭州，明知国民党败势已定，他仍在谋划和平解放浙江。他不是草率做决定的人。他曾任浙江省主席，了解那片土地百姓的苦，也清楚继续打下去只会让城市毁掉、人命填坑。 陈仪没有动用公开权力，而是悄悄联络了在宁波、绍兴一带的旧识。他还劝说汤恩伯配合行动，把驻军往内线撤，制造出“准备放弃”的姿态。 他的计划核心，是在中共部队进入前实现地方秩序交接，避免陷入混乱。可他低估了人心。汤恩伯转身将全部细节报告蒋介石，说陈仪“意图通敌”。 蒋介石震怒，下令将其监控。 “愿以身殉之”，这是陈仪被押往南昌前，对秘书讲的原话。 蒋介石对陈仪早有疑忌。1947年陈仪治理台湾期间，因处理“二二八事件”不力被调回南京。蒋介石心中早已有账，认为陈仪心术不正，行事偏软，不足以再担重任。 这次谋划和平，更让蒋彻底断定他“不可控”。 被捕后的陈仪被送至南昌看押，交由蒋鼎文监管。蒋鼎文曾在黄埔时期受过陈仪照顾，两人多年共事，心知陈仪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劝他写悔过书、发电求情都被拒。陈仪只说：“要我认错可以，那就证明国民党不是为了百姓存在。”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陈仪在狱中曾抄录这句《论语》，一笔一划写得极稳。他每日仍作息如常，写信、读书、记录看守所中的对话，从不发脾气。 他知道这一切很快会结束，但他不希望别人看到一位上将的崩溃。 执行前一天，有人提议再试着上诉。蒋鼎文也动了恻隐之心，但陈仪自己回绝了。“上将死得有分寸，不靠人情。” 那天清晨，天气闷热。陈仪穿着囚服，脚步稳健。他站定前，低头把衣襟理了理，像平日赴会一样整洁。他没留下遗言，也没让亲人来见。 他说过，自己是为浙江百姓筹划而死，不愿留软弱的最后一面。 枪响时，身子没有倒下，是慢慢跪了下去，手背在后，眼睛仍睁着。 这位曾在日本士官学校与蒋介石同窗、在抗战时期力主整饬军纪的高级将领，最终死在旧友默许之下。他的罪名叫“通敌叛国”，可留下来的，是一份真真实实想避免战争的努力。 陈仪的尸体下葬在南昌郊外，后来迁葬回四川老家。没有举行追悼，没有墓志铭，只有一块石碑写着名字与卒年。 他留下的那句话，后来在《陈仪手记》中找到：“我所求者，不过百姓平安。”这一句，比任何辩解都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