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55岁的刘亚楼因为操劳工作，英年早逝。离世前，他叮嘱小自己15岁的混血妻子务必改嫁！妻子后来怎样呢？ 刘亚楼虚弱的躺在病床上，攥着小自己15岁的妻子翟云英的手反复叮嘱：“云英，我走了以后，你找个好人家……别守着我耽误了。” 翟云英是中俄混血，苏联名叫塔玛拉，父亲是参加过十月革命的中国战士，母亲是俄罗斯女工。 1929年她随家人回到大连，14岁时父亲被日军杀害，母女三人艰难求生。 1945年，大连市委书记王西萍牵线，35岁的刘亚楼与17岁的她在图书馆相遇。 一句地道的俄语问候瞬间破冰，两人聊起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往事，谈起父亲的革命经历，两颗心慢慢靠近。 翟云英的母亲得知后，起初坚决反对：“不到二十岁嫁个大十八岁、还结过两次婚的军人，你想好了？” 而刘亚楼亲自登门，用俄语诚恳承诺：“我不会耽误她的前途。” 这番真诚终究打动了这位俄罗斯母亲。 1947年5月，两人举行简朴婚礼。 典礼结束后，刘亚楼牵起新娘的手：“嫁给军人，苦。” 翟云英却坚定回应：“苦也甘心。” 新婚不过十日，刘亚楼就奔赴东北夏季攻势前线，临行前只留下一句“学习别停，身体最要紧”。 翟云英白天在小学教书，夜里啃医科资料。 有次她忍不住打电报抱怨：“能不能回家一天？” 三日后收到的复电却只有一句：“数十万人等我，不敢分心。” 那一夜，她抱着枕头哭，可却更懂丈夫肩上的责任。 辽沈战役前夕，翟云英高烧不退硬撑十余日，罗荣桓得知后火速通知刘亚楼。 那一夜，刘亚楼乘吉普狂奔到哈尔滨。 推开病房门看到蜷缩在被褥里的妻子，手腕上的针管还在渗血，他声音发抖：“为什么不告诉我！” 翟云英虚弱一笑：“你也不是大夫。” 后来翟云英收到华东医科大学录取通知书，犹豫着写信征求意见，刘亚楼的回信只有两行字：“去。将来若我先走，你也能立足。” 这短短二十字，她读了一整晚，最终背起书包走进校园，后来成为空军总医院的内科医生。 新中国成立后，刘亚楼受命组建人民空军，忙得脚不沾地。 办公室的台灯常亮到后半夜，满桌的飞机图纸和作战地图。 抗美援朝期间，他强撑病体穿梭各军区争飞行员，在机场跑道上一边咳血一边指点：“战斗机中队起飞间隔要压到三十秒。” 旁人劝他休息，他只说：“时间换命，不敢耽搁。” 1964年，长期高压工作拖垮了刘亚楼，弥漫性肝癌的诊断书让翟云英眼前发黑。 病床上，他除了劝妻子改嫁，还交代了三个遗愿。 “子女靠劳动立身，赡养年迈老父，帮岳母找到失散的俄国亲人”。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溘然长逝。 翟云英替他整理好军装，扣上最后一颗纽扣，强忍悲痛返回医院值班。 她知道，丈夫最忌讳哀嚎。 朋友劝她改嫁，她摇头：“我的心里再放不下第二个人。” 此后的日子，她独自扛起所有托付，家里五个孩子包括刘亚楼与前妻的两个儿子，都被她严格按“不靠军功”的嘱托，一个个送进工厂或部队，教他们踏实做人。 文革期间，她拒绝加入叶群、吴法宪的阵营，被诬陷为“寡妇集团”黑干将。 吴法宪造谣她是“白俄后裔”，派人搜查却一无所获，最终她被送往农场劳动。 年迈的母亲也遭排斥，可她始终没低头。 都说“疾风知劲草”，这份坚韧，正是刘亚楼当年看中的品质。 最艰难的是跨国寻亲，中苏关系破裂让这条路格外坎坷。 她跑遍国内俄侨档案室，寄出近百封询问信。 直到80年代中苏关系缓和，通过苏联红十字会才找到线索。 1989年，翟云英踏上故乡之行，与失散半世纪的亲友团聚。 那一刻她泪如雨下，在心中默念：“亚楼，我没辜负你的期望。” 往后的岁月，她一直坚守在空军总医院的岗位上。 2019年，空军司令员和政委专程看望91岁的她，向她介绍空军转型发展的新成就。 2021年12月5日，翟云英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从18岁嫁给刘亚楼，到93岁离世，她用74年的时光践行承诺，既未改嫁，也未淡忘。 有人说刘亚楼临终劝妻改嫁是淡情，其实那是最深的体贴。 有人惋惜翟云英的坚守，其实那是最真的深情。 他们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却在岁月流转中愈发厚重。 一位是为国操劳的“空军之父”，一位是坚韧深情的混血妻子。 这份枪火与柔情交织的故事，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主要信源：（襄阳老河口市妇联——清廉家风故事丨刘亚楼:开国上将的俭与廉 人民网——与刘亚楼相识相伴的点滴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