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一叛徒来找柯麟icon看病，柯麟当即认出了叛徒，但他没露声色，不慌不忙地给叛徒看完病，然后以取药为名，暗地里派人通知中央特科icon。 1929年的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霾里。租界与华界交界的街巷，巡捕与特务四处游荡，每一个角落都可能暗藏杀机。柯麟此时的公开身份是上海仁济医院的医生，白大褂的掩护下，他还有一个更危险的身份——中央特科的秘密成员，负责为地下党组织传递情报、救治受伤同志。 这位从广东海丰走出来的医者，早在1925年就加入了党组织，经历过省港大罢工的洗礼，深知叛徒对革命事业的致命危害。 那天午后，诊所的门被轻轻推开，一个面色憔悴的男人走了进来。柯麟抬头的瞬间，瞳孔骤然收缩——来人是顾顺章的旧部王竹樵，三个月前带着一批机密文件叛变，直接导致中央特科三名交通员被捕牺牲。 柯麟的手指下意识地攥紧了听诊器，指尖泛白，可脸上却依旧挂着职业性的温和：“先生哪里不舒服？”王竹樵咳嗽了几声，声音沙哑：“最近总胸闷气短，夜里也睡不好，想请柯医生给看看。”他眼神闪烁，不时瞟向诊所门口，显然对周遭环境充满警惕。 柯麟压下心头的怒火，示意他坐下。问诊的过程中，他刻意放慢语速，一边询问症状，一边不动声色地观察王竹樵的神情。王竹樵穿着体面的绸缎长衫，与往日在党内穿的粗布工装判若两人，脖颈上还戴着一条金项链——这些显然是他叛变后换来的“荣华富贵”。 柯麟一边记录病历，一边在心里盘算：王竹樵此时来找自己看病，大概率是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只当他是上海有名的内科医生。但也不能排除他是来试探的可能，稍有不慎，不仅自己会暴露，还会连累周围的同志。 “你这是长期思虑过度，加上外感风寒，没什么大碍，我给你开个方子，抓几副药吃就好了。”柯麟写完药方，语气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他起身时，故意将桌上的药瓶碰倒在地，趁着弯腰捡拾的间隙，用粤语对身边的护士陈姐说了一句：“去后院库房拿点川贝，顺便把昨天张先生送的那筐橘子给李老板送去。”陈姐是柯麟发展的地下交通员，立刻听懂了暗语——“川贝”代表紧急情报，“李老板”就是中央特科在附近的联络点负责人。 王竹樵坐在椅子上，目光死死盯着柯麟的一举一动，见他只是正常取药、交代护士，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柯麟将包好的药递给他，还特意叮嘱：“药要煎服，早晚各一次，最近别吃辛辣油腻的东西。”王竹樵接过药包，付了钱，又警惕地环顾了一圈诊所，才匆匆离去。 他刚走出巷口，柯麟就立刻关上诊所大门，从后院的暗格里取出一把勃朗宁手枪别在腰间——他必须确保联络点的同志能及时收到消息，绝不能让王竹樵再逃脱。 不到半小时，中央特科的行动小组就赶到了诊所附近。根据柯麟提供的线索，行动小组顺着王竹樵离开的方向追踪，最终在一家酒楼的包厢里将他抓获。 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份尚未交给特务机关的地下党组织联络名单，名单上有十几位同志的姓名和住址。如果不是柯麟当机立断，及时通知特科，后果不堪设想。 事后有人问柯麟，当时面对叛徒，难道就不害怕吗？柯麟只是淡淡一笑：“怕过，但一想到那些因为叛徒而牺牲的同志，想到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就什么都不怕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像柯麟这样的地下工作者，每天都在刀尖上行走。 他们既要扮演好公开身份，应对各种明枪暗箭，又要时刻牢记使命，守护着党组织的安全。他们的冷静与机智，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次次生死考验中淬炼出来的。 柯麟的行医之路，始终与革命事业紧密相连。此后多年，他辗转香港、澳门等地，一边治病救人，一边为党组织传递情报、筹集经费。 他曾为受伤的游击队员做手术，也曾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掩护同志转移。他用医者的仁心救治百姓，用革命者的忠诚守护信仰，在两个战场上都交出了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叛徒王竹樵的落网，不仅铲除了党内的一颗毒瘤，更坚定了地下工作者与叛徒斗争到底的决心。在革命战争年代，叛徒往往比敌人更可怕，他们熟悉党组织的运作模式，了解同志的身份信息，一旦叛变，就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而柯麟在面对叛徒时的沉着冷静、机智果敢，正是无数地下工作者的缩影——他们于无声处听惊雷，于险境中谋生机，用生命和智慧为革命的胜利铺平道路。 今天，我们回望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更应铭记柯麟这样的革命先辈。他们既是悬壶济世的医者，也是舍生取义的战士，用双重身份践行着对党的忠诚。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信仰的力量足以让人在绝境中保持清醒，在危险中坚守初心。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像柯麟一样的革命者，我们的党才能在艰难险阻中不断发展壮大，最终迎来胜利的曙光。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