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冬，南京博物院。一桩看似寻常的“署名纠纷”，如同悄然弥漫的寒气，笼罩了院长姚迁。院中一名干部私下取走他的文物鉴定意见，稍作整理后联合署名发表，随后竟反告姚迁“剽窃”。谁也未料，这竟是一场漫长噩梦的开始。 姚迁半生尽瘁文博，清名素著。面对指控，他保持沉默，深信清者自清。然而两年后，1984年8月末，《光明日报》连续两日刊发严厉批评，直指其“学术不端”。舆论顿起，审查随之而来。一生珍视的学术名誉顷刻碎裂，百口莫辩。同年11月8日，这位58岁的文博大家，在无尽压力下选择自缢，以生命作最后的抗辩。 噩耗传至北京，挚友冯其庸悲愤难抑。他深知姚迁风骨：耿介清廉，视学问如生命。冯其庸即刻南下，搜集原始手稿、借调记录等关键证据，伏案写下详尽申诉，辗转呈递中央。其仗义执言，终推动调查。1985年，中央纪委查明真相，所谓“剽窃”纯属诬陷。《光明日报》公开致歉，南京博物院为其召开追悼会，正式平反。 姚迁虽已无言，其风骨并未湮灭。他选择以最沉重的方式，守护了学者最后的清白与尊严——这不是怯懦，而是一个传统文人在极端困境下，对名节与道义的惨烈持守。冯其庸在晚年回忆录中郑重写下此事，不仅为故友昭雪，更是为了一种不容玷污的文人精神立证。 历史尘埃落定，那一纸冤案，映照出的恰是姚迁那“宁折不弯”的半生道义。南京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