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惠和富德之间矛盾很大…据说是因为兆惠出身于富贵家庭，富德出身于穷苦人家，而富德非常仇富。所以在西北共事的那两年，富德看见兆惠就烦，但兆惠又是他的领导，他也只能忍着。 兆惠这个“天之骄子”，可不是个只会享乐的纨绔子弟。他能被乾隆看重，委以平定西北这个关系国家安危的重任，那是有两把刷子的。 兆惠的厉害，在于他的冷静和战略远见。 一个具体事例： 在乾隆二十一年底，兆惠刚刚上任，就和远在北京的乾隆产生了第一次战略分歧。当时北疆准噶尔降而复叛，但兆惠却敏锐地察觉到，南疆大小和卓才是“燎原之势，后患无穷”。乾隆觉得兆惠小题大做，坚持“先北后南”，要兆惠先解决阿睦尔撒纳。兆惠虽然心里很清楚南疆的威胁更大，但他权衡再三，选择了服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在乾隆这种“面善心狠”的皇帝面前，谁敢轻易挑战？ 兆惠在平定北疆后，终于被催着去南疆，这又是一个体现他冷静到近乎冒险的决策。 又一个具体事例： 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兆惠率领不到4000人，直扑小和卓霍集占的老巢——叶尔羌。 “兆惠本来想等一下援军再出发的，可是架不住乾隆数日一封诏书地催，要他立刻南下，赶在年内彻底消灭小和卓。” 兆惠在敌情判断上虽然被霍集斯误导，以为小和卓只有两三千人，但即便是4000对上两三千，长途奔袭、后勤艰难、深入腹地，这仗也绝不好打。更何况，实际的叛军已经超过了两万人。 兆惠为什么不等？他等不了，他知道乾隆“性子很急”，自己已经在北疆耽误了一些时间。他选择用兵贵神速，拿自己的出身和性命，去赌一个“年内结束战争”的承诺。这要的不只是胆量，更要有对胜利的极致渴望和对自身能力的绝对自信。 再看富德，那可是个敢打敢拼的“狠人”。他不像兆惠那样，有大把的时间去思考战略，他更像是冲锋陷阵的“战术大师”。 富德的“忍”和“不服”： 在伊犁善后期间，富德一直是兆惠的副手，是被“酌量调取”给兆惠策应的人。这在官场上，就是“配角”和“听命者”。他看着兆惠这种“关系户”在自己头上指手画脚，心里能痛快吗？肯定有不服气。 这种不服气，结合他“从穷苦人家”拼上来的经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仇富”这种简单粗暴的情绪。但更深层次的，是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冲突： 富德： 相信军功至上、能力为王。 兆惠： 既有能力，更有出身背景的加持，更懂得政治上的平衡和妥协。 这种矛盾，在后来的战事中，其实也影响了他们的合作。 一个具体事例： 在兆惠被小和卓霍集占困在叶尔羌，面临“黑水河遇险”时，兆惠立刻派人通知富德从北疆策应。富德虽然在后来千里驰援，横穿“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救了兆惠，但他在调兵、行军的配合上，是不是全力以赴？是不是心甘情愿？这在后世一直是个谜。 “在平定西域的战争中，富德就和兆惠有矛盾。额尔登额是富德的侄女女婿，兆惠和明瑞是一派。同行是冤家嘛。” 从后来的额尔登额“见死不救”明瑞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朝军中的派系斗争多么严重。富德和兆惠，就是这场派系斗争中的两个主角。富德为了自己的阵营，会不会在策应兆惠时“留一手”？这不仅仅是“仇富”，更是复杂的官场博弈。 历史吊诡的地方就在于，将帅不和，却往往能缔造奇迹。兆惠在叶尔羌以寡敌众的困局，最终引出了富德的驰援，以及后来的“黑水营之围”和“富德解围”。 设想一下“黑水河遇险”： 兆惠为了抢夺牧民牲畜，中了小和卓的计。一万四千多叛军火绳枪兵埋伏在桥的另一边，桥下埋好火药。兆惠过桥时， “兆惠正走在桥中间，忽然一个将领指着岸边，惊讶的说道：‘咦，那是什么情况？’…只见远处一缕青烟，正向桥这边飘了过来，他略一迟疑，猛然惊醒，是导火索。于是兆惠大喝一声：’赶快离开桥！’然后纵马向前，冲了过去，刚一下桥，背后就轰然一声巨响，兆惠被气浪从马上掀了下去……” 兆惠大难不死，但陷入困境。这时候，富德的援军就成了兆惠唯一的希望。 富德的“仇富”，兆惠的“不急”，这些都是人性中最真实、最复杂的一面。但把这些复杂的个人情绪放在“平定西域”这个宏大的历史使命面前，它们最终都要让路。 乾隆不是一个只看出身的皇帝，他要的是能办事的人。兆惠、富德，无论他们私底下有多么不和，但在西北的戈壁、沙漠中，他们都拿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和智慧。他们的矛盾，不是历史的主题，如何将叛乱的南疆，重新纳入中国版图，才是主题。 这场由“出身”矛盾引出的西北大戏，最终以大小和卓的覆灭而告终，兆惠和富德，也因此留名青史，成为乾隆盛世的“紫光阁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