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一位地主在敌人谈话时，趁机放走了被绑在树上的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这位地主被捕并判了死刑，在临刑前，他大声喊道：“把我当年救过的地下党找来，替我作证！” 很多年后，人们聊起土改时总会提到这样一幕，一个被押上台、眼看就要被处决的地主，在最后关口突然喊出共产党干部的名字，原本紧绷的公审会一下子停住了，台上台下一片错愕。 那个人叫张德顺，信阳张家庄的大地主，这一句出乎意料的呼喊，把他自己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 故事得从两年前那晚说起。那是个深秋的夜，国民党保安团闯进张家庄，说是奉命围剿地下交通线，一个年轻人被绑在村口老槐树上，浑身是伤。 张德顺隔着院墙看着，见那人被打得血流满面，还挺直着腰，一句话不吭。他不认同保安团打着旗号横行乡里的作派，常说这帮人更像土匪。 那晚他听见院外喝酒划拳，知道看守的不过是几个新兵，心里一狠，提着柴刀摸黑出门，在老槐树下几刀割断绳索，指着北边山口，把那人放走。那个年轻人叫李建民，是从罗山方向来的地下交通员，后来顺利接上了党组织。 两年后，土改的风吹到了豫南。国家在农村推行土地改革，要打破过去地主掌控土地和权力的旧秩序，让长期给人扛活的贫下中农真正分到自己的地。 这种制度在大方向上改变了千百年来的格局，也为共产党在乡村站稳脚跟提供了支撑。斗地主的流程，是先划成分，再定对象，最后算旧账，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激发了许多农民的热情，也免不了掺杂一些情绪和偏差。 张德顺名下有八百亩地，一眼就是重点对象。群众大会上，农会干部宣读他的“罪状”，有人指他收租逼人，有人骂他霸占好田，他站在台上始终低头不语，等到宣判死刑的那一刻，才抬起头，说要找当年自己救过的地下党来作证。 这句话让在场的人有些动摇，因为村里人都知道，他这些年也支粥棚、送学费，并不是传说中的那种恶地主。地委的批示很快下来，要把这件事查清楚。 几乎在同一时期，另外一个地方也发生着相似的一幕。新中国成立后，当地在推动土改时，把一个叫郭良知的地主列入批斗名单。到了要处置他的时候，他也高声喊出自己救过地下党员，要求把那人找来作证。起初执行的人觉得这是临时翻供，但还是派人追查。 结果发现，早在1947年，国共交战正紧时，郭良知在地里干活时曾亲眼看见国民党押解一个叫朱玉和的地下党员。起初他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转念想到共产党这些年替老百姓干的事，还是忍不住出手，在守兵离开时悄悄松开绳子，指点逃跑的方向。 这些本是被当事人几乎忘掉的旧事，却在土地改革的生死关头变成了左右命运的关键一笔。张德顺被核实确有救人之举，加上三十多户贫农联名作保，红手印一枚接一枚，最终被改定为开明士绅，保留了自耕地，还被请去参与文史资料的整理。 郭良知那里，经组织查明也确有其事，他的成分和处理也随之被重新审视，躲过了最严厉的惩罚。 如果只看身份，一边是地主，一边是共产党员，看上去泾渭分明，毫无交集。但在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面前，这种划线并没有完全抹掉人性。张德顺在那个夜晚走出自家庭院，不是因为突然站到哪一边去，而是因为看不惯活生生的人被当成牲口一样拖走，觉得该伸这只手。 李建民后来从地委干部的位子上走下台来作证，也不只是为了还私情，而是觉得必须把当年的事实说清楚，不能冤死人。郭良知在田垄边那一回头，也是在害怕和不忍之间做了一次选择。 土改从制度上打碎了旧有的乡村结构，但制度之下并不是没有温度。正是那些被认真对待的细节，被一再核实的证言，被认可的搭救之举，让冷冰冰的成分划分之外，多了一点余地和回旋。 张德顺和郭良知的故事，让人看到，在最激烈的斗争年代，政策背后仍然留着为人和良心开的一扇小窗。那几刀割断的绳索，几句轻声指路的话，最后帮两个人改写了命运，也给那个被简单概括的时代留下了一些难得的光亮和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