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一士兵打仗扛个大箱子，一路上不撒手，张自忠好奇问到：“你扛得什么？”士兵说：“我不知道，见鬼子宁死不放手，就扛了回来。”张自忠打开后说：“这回你可立了大功，赏你8000大洋！” 一九三三年早春，喜峰口长城一线还残留着夜战后的硝烟。李大兴伏在一块石砬子后，衣服早被山里的荆棘划得破烂，耳边是远处零星的枪响和伤兵压低的呻吟。 他抬头观察敌情时，对面山坡上一角异常景象蹿进视野，几具日军尸体歪歪斜斜倒在乱石间，有一具身子底下压着个铁皮箱，箱角砸扁，沾着泥水和血迹，在灰暗天光里格外刺眼。 这之前不久，日本人以武力占了山海关，张自忠接命率二十九军紧急北上，在喜峰口迎敌。 那年三月，长城线上风刮得刀子一样，日军一波波扑上来，赵登禹带着大刀队夜里悄悄摸进敌营，战士们不打枪，只攥着刀片掀帐篷，下手干净利落，许多鬼子还没从梦里醒就被抹了脖子。直到防守部队察觉不对，双方才在山谷间正面绞杀，火光映得山石雪亮。 李大兴就在这场战斗里，一刀刀砍向冲来的身影，脑子里全是死在鬼子枪口下的亲人和村里乡亲。 混战中，他曾瞥见有日兵抱着一个大箱子往山上窜，那箱子沉得让人一看就知道拖后腿，可那鬼子宁肯冒着被追上的风险也不肯丢。 有人说他是被追击的枪弹撂倒的，有人记得他死的时候还紧紧压着箱子，总之等战斗告一段落，山坡上就留下了这一具尸体和那口古怪的铁箱。 确认周围暂时安全后，李大兴猫着腰冲过开阔地，扒拉开僵硬的手指，把冰凉粗糙的箱子费力拖出来，扛上本就磨出血痕的后背，沿着山脊阴影一点点往营地爬。那分量几乎把他的肩胛骨压得生疼，他却不敢停下脚步，只觉得这东西不管是战利品还是情报，决不能丢在山里。 回到营地，战士们或靠着墙角包扎伤口，或抱着枪低头喘息，一见他驮着那么个玩意儿进来，目光刷地全聚过去，打趣问是不是捡了金银财宝。李大兴只是摇头，把箱子轻轻放在营帐中间，沉闷的声响仿佛又把众人的神经绷紧了一分。 不多时，副军长兼三十八师师长的张自忠进帐。他一路从阵地走来，军装上还沾着烟尘，锐利的目光扫过每一张疲惫的脸，最后停在那只沾满泥血的铁箱上。 张自忠蹲下身，用带着火药渍的手摩挲了一圈，在锁扣处摸索片刻，让警卫把锁撬开。箱盖掀起，里面不是想象中的金银，而是层层油布和填充物，剥到最里层，一具黄铜和玻璃构成的精密仪器显露出来，刻度盘和旋钮在昏暗灯光下透着冷光。 随行参谋上前检查比对，很快认出这是德制先进炮测仪，是日军炮兵指挥所用来测算射程和校正火力的关键装备。 这种东西在当时极为罕见，一旦掌握，就等于看清了敌人的眼睛，对己方炮兵意义重大。张自忠的眼神一下亮了，抬手重重拍在李大兴肩上，爽利地宣布奖赏八千大洋，说这一次捡回来的不是一件战利品，而是一场仗的筹码。 八千大洋在那个年代几乎是普通人一辈子都攒不出的数目，营里一下子炸开锅，战士们忍不住低声感叹。 李大兴却愣在那里，眼前闪过的不是钱，而是前夜一起出击的五个身影，排长举着大刀吼“跟我上”的声音，小山东腼腆地笑着说回去想吃饺子的样子，还有炮火中突然被炸飞的身躯。 他喉咙发紧，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自己家里早已没了亲人，这钱一个人拿着心里不踏实，不如分给牺牲弟兄的家属，或者干脆留在部队里当抗日的军费，比落在他口袋里更值当。 营帐里顿时安静下来，连原本带着几分玩笑的连长都收了笑，只是用力握了握他的胳膊，答应把他的心意如实上报。 关于这八千大洋，后来在部队里有不同的版本，有人说他因此成了风头最劲的红人，有空就被人拉着讲当夜怎么追上那个抱箱子的鬼子，也有人记得他把奖励推了个干净，转身又跟着张自忠奔赴新的阵地。 真正不变的是，在那一刻，他把个人的福祸轻轻放到一旁，把功劳推向了更需要的人。 多年以后，喜峰口的枪声早已消散，只剩史书和展柜在低声讲述那一年的风雪。南京一处正在筹备的抗战纪念馆库房里，那台炮测仪静静躺在绒布上，铜色筒身生出斑驳的锈痕，镜片仍能映出灯光。 小小标签上写着它的来历，只寥寥几字，却把当年长城脚下那夜冷冽的风，大刀队悄无声息的脚步，还有一个普通士兵在金钱与牺牲面前的抉择，一并留在了时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