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名红军在路过贵州时突然消失，中央找寻多次都没有查到他们的下落。直到67年后，才从贵州一个村子里的一位老人口中，得知他们的下落... 2001年，贵州石阡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杨又铸于翻阅档案之际，一行简短记录蓦地映入他的眼帘：“一百多名红军纵身跳崖，这支部队就此全军覆没”。 记录没有标明具体地点和部队番号，却让他联想到当地流传多年的“800红军失踪”之谜。 这一发现宛如一把钥匙，开启了探寻历史真相的征程，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还原了1934年红六军团52团八百余名战士于困牛山那段可歌可泣、悲壮动人的英勇事迹。 这段被尘封近70年的历史，见证了一支红军部队为掩护主力转移，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屈的英雄壮举。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战略大转移拉开序幕，红六军团9700余人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下，先遣西征，为主力红军探路。 当年10月7日，红六军团进入贵州石阡县甘溪一带，却遭到湘、桂、黔三省敌军24个团的联合包围，敌军利用兵力优势发动猛烈攻击，红军被截成三段，伤亡惨重。 危急关头，军团长萧克命令红18师师长龙云率52团800余人担任后卫，掩护主力突围，龙云是位骁勇善战的将领，16岁参加革命，经历过平江起义和井冈山会师，与粟裕等人齐名。 10月16日，52团完成阻击任务时，主力部队已南撤，如果此时52团直接向南与主力会合，很可能暴露主力行踪。 师长龙云和团长田海清决定向西行进，吸引追兵注意力，这一决策，让800多名战士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52团转向西进，被敌人紧追不舍，最终退至石阡县的困牛山，这座山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地势险要，牛一旦上山就无法自行下来。 山体三面环河，两面是悬崖峡谷，地势极为险恶，红军登上困牛山后，才发现自己陷入了绝境。 国民党军队已控制唯一出口，将红军团团围住，此时52团仅剩400余人，且弹药匮乏，多数战士还因误食桐油拌饭而腹泻不止。 面对绝境，龙云决定分兵两路：自己率200人突围，团长田海清带剩余战士阻击，临别前，这些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战士，没有一个退缩，纷纷表示“坚决完成阻击任务”。 田海清带领战士在鼎罐堡构筑阵地，击退敌军多次进攻，国民党军见久攻不下，便使出毒计：强迫当地老百姓走在队伍前面作“人盾”。 红军战士看到被胁迫的百姓，不忍开枪，只能节节退守，在激战中，团长田海清不幸中弹牺牲。 剩余170多名战士被逼到虎井沟的悬崖边，面对身前百姓和身后深渊，做出了惊天动地的选择。 面对国民党军的喊话劝降，红军战士高喊“宁死不做俘虏”，纷纷将枪支砸毁扔下山崖。 17岁的司号员陈世荣（原名何步荣）吹响最后的冲锋号，百余名战士齐身跳下70多米高的悬崖。 目击者回忆，当时崖底不断传来身体撞击岩石的闷响，场面惨烈至极，跳崖的红军战士中，仅少数人幸存。 陈世荣因身材瘦小，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当地村民陈国善发现后将他救回家中，为他改名隐藏下来。 与此同时，龙云率领的突围部队也遭遇不幸。成功冲出困牛山后，龙云在寻找主力途中被当地民团发现并俘获。 被押送至南昌后，他坚贞不屈，最终于1936年2月壮烈牺牲，年仅32岁， 52团800多名战士，以全军覆没的代价，成功掩护了红六军团主力的安全转移。 红六军团主力在52团的掩护下，成功突破重围，1934年10月24日，他们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印江县木黄会师。 会师后，萧克等人立即派人寻找52团下落，却一无所获，转机出现在2001年，石阡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杨又铸偶然看到“百余名红军跳崖”的片段记录。 凭着职业敏感，他联想到失踪的52团，开始深入调查，杨又铸发现，官方档案中对这段历史记载极为简略，决定转向民间寻找线索。 他走访了石阡县龙塘镇附近的十多个村庄，终于得知甘溪槽村有个奇特习俗：每年重阳节，全村人会集体祭奠一座山。 在甘溪槽村，杨又铸找到了时年94岁的目击者蔡应举等老人，听到了那段被遗忘的历史。 更令人激动的是，他找到了跳崖幸存者陈世荣的后人陈德昌，并见到了陈世荣珍藏的军号实物，这把军号，成为52团壮烈事迹最有力的物证。 红军战士在生死关头，宁死不伤害百姓，用生命诠释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当老百姓们看到红军战士为了不伤害他们而选择跳崖自尽时，才真正认识到红军的本色。 2009年，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落成，52团全体战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段历史最终从“失踪”记录变为“英勇牺牲”的壮烈史诗，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和对英雄的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