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日本人当汉奸，他不惜变卖祖产捐了两架飞机，81岁终因汉奸罪被执行枪决，临死前竟大喊：“我这辈子值了！”这是为何？ 刘雨田可不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他是1870年出生在辽宁大连一个实实在在的地主家庭，原名叫刘逢霖，外号“刘秧子”，家底厚得流油。按说他这辈子，即使不求闻达，也能安安稳稳地做个富家翁。 可刘雨田偏偏有个“官瘾”。他从小就读私塾，整整十六年，把“四书五经”读了个滚瓜烂熟，指望能考个功名，光宗耀祖。但造化弄人，他两次科举都名落孙山。你想啊，一个被家里寄予厚望、自认为“饱读圣贤书”的人，现实却把他拍在了地上。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对一个心胸不够开阔的人来说，是会扭曲心性的。 就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了。 当整个国家都在恐慌、绝望的时候，刘雨田却从这场民族的灾难中，看到了自己出人头地的“捷径”。他心里可能盘算着：大清这架马车要散了，将来必是日本人的天下。既然传统科举的路走不通，那不如直接“曲线救国”——投靠新主子。 他没有选择“舍生忘死，与国家共存亡”的男儿路，而是选择了最卑劣的“放弃人性、放弃良知”的路。 很快，他结识了一个叫做神武光臣的日本间谍。刘雨田一下子找到了“组织”，他把家产拿出来讨好日本人，甚至不惜动员他父亲也一起当汉奸。他成了侵华日军的“翻译官”和“向导”，凭着对中国地理和人情的熟悉，他比日本人更会“做事”。他尝到了权力的甜头，发现钱没有力量，权力才是最大的。 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撤军，刘雨田也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巅峰跌落，整个人失魂落魄。虽然当时孱弱的清政府根本顾不上清算汉奸，但他还是心虚地改名龟山松太郎，逃到了日本。 可就算在日本，他也过得十分艰难，几乎是身无分文，靠教汉文糊口。但他心里的那团“汉奸火”始终没灭，他一边省吃俭用，一边在日本上下活动，极力鼓吹日本再次侵华。简直荒唐透顶！ 时间一晃，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那一年，刘雨田已经七十岁了。按理说，他该在家颐养天年，可听到全面战争爆发的消息，这个老头子竟然欣喜若狂，立马跑回国，再次投靠日军。 他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做了一件前无古人，后也少有来者的无耻勾当：他变卖了祖上的一千二百多亩地和二百多间房产，用这些钱给日本军方购买了两架军用飞机！ 他甚至恬不知耻地将这两架飞机命名为“雨田号”，企图在日本的侵略历史上留下“辉煌功绩”。 这真的是超越了我们想象的无耻！他用祖宗留下的产业换来的飞机，轰炸的是自己的同胞，残害的是自己的民族。而当时的日本，居然把他的事迹写进了教科书，表彰他是“日本帝国的英雄”。对于刘雨田来说，这比什么都荣耀，他仿佛已经把自己彻头彻尾地活成了一个日本人。他“荣幸”地被日本天皇授予了奖章，而他自己，也只恨自己不是个纯粹的日本人。 刘雨田不仅自己卖力，他还培养间谍、拉拢人才，利用自己对中国地形、矿物以及兵力部署的精通，为日本的侵略事业贡献了“显著”的力量。他开办辽东银行，为日军持续输送资金，一路风光无限，总资产曾高达百万元。可以说，在日本人统治下的那几十年，他活得“多姿多彩”。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靠山倒了。刘雨田再次想跑到日本去避难，像甲午战争后那样。可这一次，日本人残忍地拒绝了他。对他来说，他已经是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老头子了。 他只能改名换姓，化名何文泉，从大连到沈阳，从吉林到西安，像只丧家之犬一样四处躲藏。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950年，化名之后的刘雨田在辽宁新金县被抓获。他被抓时，已经八十岁了。 从甲午中日战争他首次充当汉奸，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为敌人服务的跨度整整五十一年！这是何等的漫长和彻底！ 1951年，刘雨田被宣布处以极刑，执行枪决。那时他已经81岁。 然而，真正让人心寒、头皮发麻的一幕出现了。在行刑之前，这个行将就木的老汉奸，竟然对着行刑的战士和围观的群众，咧嘴大笑。 他喊出的那六个字，不是忏悔，不是求饶，而是：“这辈子没白活！” 他把一辈子的罪恶，总结成了这句“值了”。在他看来，他享了福、见了“天皇”、当了官，拥有过权势和财富，他的人生已经圆满了。这是一种彻底的、反人类的道德观。他把“成功”狭隘地定义为个人的享乐和权势，将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完全抛诸脑后。 他所谓的“值了”，是建立在无数同胞的鲜血和眼泪之上。他一辈子精明，却唯独漏算了最简单的一件事：历史会记账，个人的荣华富贵永远抵不过民族的耻辱。 他的名字，刘雨田，最终只会作为“民族败类”四个字的铁证，永远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的那声“值了”，听起来更像是恶魔最后的癫狂，证明了真正的大汉奸是不会自我反省和忏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