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国家在研发东风-17时，发现导弹在飞行中，极易遭到外部干扰，所有人都建议增加反电子系统，谁知，祝学军却说：“干脆让导弹在雷达里彻底消失，不就行了？”话音刚落，一位老专家扶了扶眼镜，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毕竟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子工业水平还比较有限，当时空军的电子战系统刚从仿制阶段过渡到自主研发，别说先进的综合电子战体系，就连基础的干扰覆盖频率都窄得可怜，可靠性更是让人捏把汗。 祝学军偏要跳出这个框架，直接否定了“对抗”的逻辑，要走“消失”的捷径，在老专家看来，这跟“让子弹绕着敌人飞”一样不切实际。 可祝学军这话不是随口吹牛，刚从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她，脑子里装的不仅是扎实的自动控制知识，还有对导弹弹道理论的深刻洞察。 她心里清楚，增加反电子系统本质上是“被动防御”，就算研发成功，也只是暂时压制敌方干扰，一旦对方升级干扰技术，所有努力都可能白费，而且额外加装的系统会增加导弹重量，还会拖累射程和机动性，纯属顾此失彼。 真正能一劳永逸的办法，是打破雷达的探测逻辑——只要雷达找不到导弹，再强的电子干扰也没用。 而这个办法的核心，就藏在钱学森先生早年提出的一个理论里。 这个被后世称为“钱学森弹道”的理论，是钱老1946年提出的大胆设想：让弹道导弹和飞航导弹的轨迹融合，先靠火箭助推器把导弹送到大气层边缘，再脱离助推器以高超音速滑翔，既能保持强大的攻击性，又能拥有灵活的机动性。 这个理论在当时过于超前，就连美苏都只敢停留在纸面研究，毕竟要实现这种“打水漂”式的滑翔，不仅需要解决高超音速飞行的热防护问题，还得精准控制导弹的姿态。 这在计算机算力有限、风洞试验条件简陋的80年代，难度堪比登天。 但祝学军敏锐地意识到，这正是实现“导弹在雷达里消失”的关键：传统弹道导弹的轨迹是固定的抛物线，雷达只要捕捉到初始轨迹就能精准预判，可按照钱学森弹道飞行的导弹，滑翔阶段的轨迹完全不可预测，这本身就是一种“动态隐身”。 要把这个理论落地，还得解决一个核心难题：给导弹设计一个能适配高超音速滑翔的“身体”，也就是后来的乘波体构型。 可在1987年，乘波体还只是航空航天领域的理论概念，全世界都没有任何成熟的工程化经验，中国当时的研发条件更是简陋，连精准计算流场数据的设备都得凑活能用，要从无到有设计出乘波体构型，难度可想而知。 祝学军很快把自己的思路梳理清楚，在后续的研发会议上，她拿着密密麻麻的计算手稿，把钱学森弹道和乘波体构型的原理讲给团队听。 可老专家们还是摇头，他们不是不认可理论，而是太清楚当时的技术瓶颈——要让导弹在高超音速滑翔时保持稳定，需要海量的风洞试验数据支撑。 而当时国内的风洞设备根本达不到如此高的参数要求；更别说热防护材料，导弹以十几倍音速飞行时，表面温度会达到数千摄氏度，当时的材料根本扛不住这种炙烤。 但祝学军没有放弃，她带着一群年轻的科研人员，一头扎进了理论推导和试验验证的工作里。 那段时间，实验室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他们不仅要吃透钱学森弹道的核心逻辑，还要解决乘波体构型的稳定性问题，每一个参数的调整都要经过上百次的推理计算。 而当时国际上的同行还在纠结于电子干扰和反干扰的博弈，美国直到2003年才启动乘波体飞行器HTV-2的研发项目，可两次试飞都以坠毁告终。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祝学军在1987年提出的思路，领先了世界潮流整整二十多年。 其实在当时的研发环境里，祝学军的“天方夜谭”，更像是对传统研发思维的打破。 所有人都盯着“如何对抗干扰”这个表象问题，只有她看到了“让雷达无法探测”的核心解法。 虽然这个想法在1987年看起来遥不可及，但正是这个看似不切实际的构想，为东风-17的研发指明了方向。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东风-17之所以能具备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特点，让敌方反导系统束手无策，核心就在于它完美践行了“钱学森弹道+乘波体”的组合。 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1987年那次会议上，祝学军那句让老专家觉得不可思议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