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曾经率部投降日军的川军师长张昌德抵达重庆后，专门去拜访在重庆的刘湘夫人刘周书，刘周书见到他之后，不仅劈头盖脸的训斥了他一番，更是一连给了张昌德几个耳光。 巴掌落在脸上的脆响，在客厅里震得人耳膜发紧。张昌德穿着体面的中山装，梳得油亮的头发被打得有些散乱，他僵在原地，既不敢躲也不敢还嘴，脸颊瞬间红肿起来，嘴角甚至渗出血丝。 周围的仆人和闻讯赶来的川军旧部，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劝阻——谁都清楚，这几个耳光，他挨得一点不冤。 刘周书气得浑身发抖，花白的头发都竖了起来，指着张昌德的鼻子骂道：“你还有脸来见我？你忘了你穿的是谁的军装？忘了川军出川时的誓言？”她的声音嘶哑却带着千钧之力，每一个字都像鞭子抽在张昌德心上。在场的人都知道，刘周书这股火气，憋了整整三年。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刘湘通电全国，“敌未出国土前，川军誓不返乡”。这位身材瘦削的川军领袖，带着一身病痛亲率数十万川军出川抗战，他们穿着草鞋，扛着老旧的武器，踏着泥泞的道路，从四川盆地一路奔赴前线。 刘湘在前线操劳过度，1938年在汉口病逝，临终前还反复叮嘱部下：“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张昌德曾是刘湘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出川时他跪在刘湘面前立誓，要带着弟兄们杀尽倭寇，保卫家国。那时的他，也是个热血沸腾的军人，在淞沪会战、徐州会战中，还曾率部与日军死战，身上留下过三处枪伤。可谁也没想到，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他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竟然率部放下了武器，成了人人唾骂的汉奸。 川军出川抗战的四年里，付出了何等惨烈的代价。没有充足的弹药，他们就拼刺刀；没有足够的粮食，他们就挖野菜充饥；寒冬腊月里，许多士兵还穿着单衣薄裤，冻得手脚溃烂。 据记载，整个抗战期间，川军伤亡人数超过64万，居全国各省之首，每五个牺牲的中国军人中，就有一个是川军士兵。那些留在四川的家属，每天都在盼着亲人归来，可等来的，往往是一封封阵亡通知书，或是永远的杳无音信。 张昌德的投降，像一把尖刀刺进了川军将士和四川百姓的心里。他手下的士兵，有的宁死不降，举枪自戕；有的趁乱突围，继续跟着其他川军部队抗日；还有的被日军俘虏后，受尽折磨也不肯屈服。 而作为师长的他，却选择了最耻辱的一条路——苟活。抗战胜利后，他摇身一变，又回到了国民政府的序列，还想凭着过去的资历谋个一官半职，甚至敢来拜访刘湘夫人，想借着刘湘的余威为自己洗白。 “你可知，你投降的那天，多少川军弟兄在前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刘周书的声音渐渐低沉，带着难以抑制的哽咽，“我丈夫临终前放不下的，是家国，是川军的荣誉，是那些跟着他出川的弟兄。 你倒好，为了自己活命，把这些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她想起那些来家里哭诉求情的士兵家属，想起那些残缺不全的阵亡名单，眼泪就忍不住往下掉。 张昌德低着头，双手紧紧攥着衣角，脸色惨白如纸。他想为自己辩解，说当时弹尽粮绝，说士兵伤亡惨重，可话到嘴边，却被刘周书凌厉的眼神逼了回去。 他知道，任何借口在民族大义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在场的川军旧部里，有人忍不住骂了一句“汉奸”，紧接着，指责声、唾骂声此起彼伏。 其实，张昌德抵达重庆后，日子并不好过。虽然国民政府没有追究他的投降之罪，但他走到哪里都被人戳脊梁骨。川军的老弟兄们见了他就绕道走，百姓们更是对他嗤之以鼻。他以为刘湘夫人念及旧情，会帮他说句好话，却没想到迎来的是一顿耳光和劈头盖脸的训斥。 刘周书骂够了，喘着粗气坐在椅子上，看着狼狈不堪的张昌德，一字一句地说：“我今天打你，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那些战死沙场的川军弟兄，是为了我丈夫的在天之灵，是为了‘川军’这两个字的尊严！你若还有一点良知，就该找个地方好好反省，别再出来丢人现眼！” 张昌德默默地擦掉嘴角的血迹，对着刘周书深深鞠了一躬，然后狼狈地退出了客厅。他走在重庆的街头，阳光刺眼，却照不进他内心的阴暗。 路人投来的异样目光，像针一样扎在他身上，让他无地自容。后来有人说，张昌德再也没有谋取任何官职，而是隐居在乡下，直到去世都没能抬起头来。 军人的天职是保家卫国，民族大义是刻在骨子里的信仰。川军之所以能名垂青史，不是因为他们装备精良，而是因为他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张昌德的投降，不仅玷污了自己的军装，更背叛了无数川军将士的牺牲和坚守。刘周书的几个耳光，打醒的不仅是张昌德，更是那些淡忘历史、漠视气节的人。 在和平年代，我们或许不需要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但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永远是不能丢掉的底线。那些为国家和民族牺牲的先烈，值得我们永远铭记；那些背叛国家和人民的人，永远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