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月5日，这是四名敢死队员留下的影像，一个小时以后，四位英雄全部壮烈牺牲。班长康世彬、队员韦国民、邱天全、李文辉、他们当中最大的才20岁小的18岁，镜头下的他们身穿军装，一手拿着钢头盔，一手手持钢枪，身姿挺拔，英姿飒爽。 镜头里的阳光刚漫过阵地的沙袋，康世彬抬手按了按帽檐，露出的眉眼带着少年气的硬朗。他身后的韦国民正用袖子擦着枪身，指腹划过冰冷的枪管，动作熟稔得像在抚摸家里的农具——出发前他给母亲写的信里，还惦记着后院没浇完的菜地。 邱天全把钢头盔往膝盖上一磕，发出清脆的声响，他是队伍里最爱说笑的，此刻却盯着镜头抿紧了嘴，口袋里还揣着妹妹塞给他的大白兔奶糖。 最小的李文辉站在最边上，睫毛上沾着晨起的霜花，眼神里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他参军才半年，出发前还偷偷跟战友说，想活着回去给爹娘盖间新瓦房。 没人知道，这张照片拍摄时，他们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所在的142高地是边境防御的咽喉，敌人的炮火连续轰炸了两天，阵地前沿的工事早已满目疮痍。上级命令他们组成敢死队，趁天亮前夺回被抢占的三号哨位，为大部队突围开辟通道。 任务下达时，康世彬刚给伤员包扎完伤口，他看着身边三个比自己还年轻的战友，只说了一句“跟我上”，没人退缩，没人多问，就连平时爱闹的邱天全，也只是默默检查了一遍手榴弹的引信。 康世彬的老家在川北山区，19岁那年，村里的征兵干部来动员，他看着墙上“保家卫国”的标语，瞒着父母报了名。到部队的第一个月，他因为体能跟不上，训练结束后总偷偷加练，手掌磨出的血泡破了又结，最后变成厚厚的茧子。 他常跟战友说，自己的父亲是老党员，当年跟着队伍打过游击，“爹说，国家有难，男人就得站出来”。这次任务前，他给父亲写了最后一封信，信里没提危险，只说“儿子在部队一切都好，等任务结束，就回家陪您喝老酒”。 韦国民来自黔东南的小山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母亲。他是村里第一个参军的孩子，出发那天，母亲拄着拐杖送他到村口，把一床缝了又缝的棉被塞到他手里，反复叮嘱“照顾好自己”。 到了部队，他成了炊事班的一把好手，战友们总说他做的红烧肉最香。可这次任务，他主动申请加入敢死队，理由很简单：“班里的老兵都上了，我不能躲在后面”。他身上还带着母亲给的平安符，用红布包着，磨得发亮，那是母亲求了十里八乡的寺庙才得来的念想。 邱天全是城市兵，家里条件不错，父母原本想让他考大学，可他看着边境冲突的新闻，执意要参军。他性格开朗，走到哪儿都能带来笑声，训练再苦，也总能哼着歌给自己打气。 他最宝贝的是一台老式相机，那是父亲送他的成年礼，他用相机记录下战友们训练、生活的瞬间，说“等战争结束，要把这些照片做成相册，让后人看看我们有多勇敢”。出发前，他把相机交给老乡，拜托对方如果自己没能回去，就把相册寄给父母。 李文辉是独子，参军时父母死活不同意，他软磨硬泡了一个月才如愿。他年纪最小，战友们都把他当弟弟照顾，康世彬总说“有我在，绝不会让你出事”。可真到了战场，他却一点不含糊。 第一次参加战斗，他就跟着班长冲锋在前，缴获了敌人的一把步枪。这次任务，他悄悄把自己的津贴费塞给了受伤的战友，说“如果我牺牲了，这些钱就当是我给你家孩子的压岁钱”。 清晨六点，进攻的号角吹响了。康世彬带着三名队员，借着浓雾的掩护，向三号哨位摸去。敌人的火力比预想中更猛烈，子弹像雨点一样打在身边的石头上，溅起火星。韦国民第一个冲上去，用手榴弹炸开了敌人的碉堡缺口，却被侧面袭来的子弹击中了胸膛。 邱天全见状，立刻扑过去掩护，拿起韦国民的枪继续射击，直到身中数弹倒下。康世彬带着李文辉冲进哨位，与敌人展开肉搏，他用钢枪砸倒了两个敌人，自己也被刺刀划伤了胳膊。李文辉为了掩护班长撤退，死死抱住一名敌人的腿，被另一名敌人击中了后背。 当大部队赶到时，三号哨位已经被夺回，可四名敢死队员都倒在了血泊中。康世彬手里还紧紧攥着染血的军旗，韦国民的平安符掉落在一旁，邱天全的相机被打坏了，镜头上沾着泥土，李文辉的口袋里，还装着没来得及寄出去的家书。 后来，战友们在整理他们的遗物时，发现了康世彬父亲的回信，信里写着“儿子，爹为你骄傲，家里一切都好，你放心”。他们也终于知道，韦国民的母亲还在村口等着儿子回家，邱天全的父母收到了那本残缺的相册，李文辉的爹娘，再也等不到儿子盖的新瓦房。 这四位年轻的英雄，本该拥有花一样的人生，却在最美好的年纪，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宁，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不是天生的勇士，只是一群心怀家国的普通人，却用青春和热血，诠释了“军人”二字的重量。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有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告别亲人，奔赴战场，用生命守护着祖国的疆土。他们的牺牲，不是结束，而是永恒的开始，他们的精神，永远镌刻在我们心中。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