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吃下堕胎药的张爱玲，在床上疼的直打滚。突然，孩子掉下来，她长舒一口气说：“终于下来了！”随后将孩子扔进了马桶里！ 1956年，纽约的冬天格外阴冷，布朗克斯区的一间出租屋内，暖气片偶尔发出几声干巴巴的敲击声，像是在嘲笑屋里的寒酸。 这一年，三十六岁的张爱玲，正蜷缩在破旧的木床上。她脸色惨白，汗水把鬓角的头发湿成了贴在脸上的黑线，整个人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 其实，她刚吞下了几粒从黑市弄来的堕胎药。 那药装在没标签的小瓶里，是一个犹太女人私下递给她的。在当时的美国，这事不仅风险大，而且不合法。但张爱玲没得选，她手里紧紧拽着床角，指甲缝里都是木头的木屑，疼到深处，她只能死死咬住嘴唇，直到泛出紫红的淤血。 这种疼不是一阵，而是像无数把小钩子在腹部不停地搅动。她不敢大声呻吟，怕惊动邻居，更怕惊动那个同样在隔壁受苦的男人——费迪南赖雅。 很多人想象张爱玲，总觉得她应该是旗袍裹身、烟视媚行的。可真实的情况是，1956年的张爱玲，正处在人生中最落魄的阶段。 她二婚嫁给的美国作家赖雅，比她大了近三十岁。赖雅这时候已经中风好几次，眼睛也快瞎了。两个人住的公寓连暖气都供应不足，冬天全靠一个小电炉取暖，吃饭基本靠廉价的罐头。 说白了，他们两个是两个落魄的灵魂在废墟里抱团取暖。 发现怀孕那天，张爱玲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街道。她对赖雅说：“我们可能要有个孩子了。” 赖雅沉默了很久，久到空气都凝固了，最后他只丢下一句：“你决定吧。” 这句话听着是尊重，其实是逃避。张爱玲心里跟明镜似的：赖雅已经老了、病了，他连自己都养不活，如果再多一个孩子，那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个孩子生下来，不是新生命的开始，而是全家人的绝路。 疼痛持续到凌晨，那是人意志最薄弱的时候。 终于，那团尚未成形的小生命滑出了体外。那一瞬间，张爱玲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整个人脱了水，虚脱地趴在卫生间门口。她喃喃自语了一句：“终于下来了。” 这五个字，没有怜悯，只有一种逃出生天的解脱感。 她强撑着站起来，把那团血模糊的东西包好，摇摇晃晃走到马桶边。随着“哗啦”一声响亮的抽水声，那个还没来得及看世界的孩子，消失在纽约幽暗的下水道里。 那一刻，张爱玲不仅仅是扔掉了一个胎块，她似乎也把自己最后一点跟世俗家庭的联系给冲走了。 你可能会觉得她冷酷。但如果你翻看当时的史料，你会发现张爱玲这时候的稿费收入极不稳定。她甚至得精打细算到每一张写稿用的纸。她没钱请医生，没钱买补品，甚至连坐月子的时间都没有。 她必须马上回到那个昏黄的灯泡下，继续写她那些刻薄又清醒的文字，去换明天的罐头。 有人问，张爱玲就不爱孩子吗？ 其实，你看她的《小团圆》就知道了。那本书里，她描写过类似的场景，文字极其精准，甚至精准到让人发毛。她说那种疼是“一种古老的酷刑”。她不是不痛，她是太痛了，所以才表现得那么漠然。 张爱玲的这种“冷”，其实是从骨子里带出来的。 她小时候在上海，亲妈为了追求自由常年不在身边，父亲又是个抽鸦片、打骂女儿的旧式男人。她曾被父亲关在黑屋子里半年，差点病死。从小到大，她感受到的家庭温暖极少，她习惯了单打独斗。 对她来说，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她对自己都这么狠，对一个还没成形的孩子，她选择了最理智但也最残忍的处理方式：不让它来到这个苦世受罪。 这件事，张爱玲在往后的信件里几乎从未提及。她照常给朋友写信，聊纽约的物价，聊赖雅的病情，聊她的翻译工作。 她把那晚的血腥和剧痛，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1995年，张爱玲死在洛杉矶的一间公寓里。 她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地板上堆满了旧书和吃剩的塑料盒。她甚至给自己穿上了一件赭红色的旗袍，体面地等待死亡。 回看1956年的那个深夜，如果她留下了那个孩子，结局会不一样吗？ 大概率不会。那个年代，一个带着病残丈夫和幼子的异乡女人，文字又是那种清冷小众的风格，生活只会更加破碎。 张爱玲这一生，其实一直在做减法。减掉不忠的胡兰成，减掉拖累的亲戚，最后减掉了这个孩子。 她活得像一柄手术刀，清醒、锋利，切开了生活最难看的脓疮，但也伤到了自己。 我们现在读她的书，感叹她的文笔，其实都只是在看那层“华美的袍”。而那个深夜马桶里的水声，才是她人生里最真实、最沉重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