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清政府签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连远在万里之外的非洲小穷国也跑来要签约，李鸿章大笔一挥签了，等履行合约时，非洲小穷国傻眼了。 事情起在五月，地点在天津。刚果自由邦派出代表余式尔到访，提出要与清政府缔结“对等条约”。余式尔带来的，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委托信，信中开出条件：希望在中国获得治外法权、贸易通商权、买地设馆权，并希望大量招募中国劳工赴非洲采胶挖牙。 对外说是互利互惠，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照搬列强对华模式。 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主管北方外交事务。余式尔的来访时间极为微妙，正值英国取得新界、德国占据胶州湾、俄国插足东北、法国租借广州湾，日本也在福建虎视眈眈。 李鸿章坐镇天津，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外国公使，处理地权、矿权、电线、租界纠纷，已疲于奔命。 余式尔拿出的条约文本，对外说是对等，实则图谋低成本吸纳中国苦力。李鸿章细读后未露声色，没有明确拒绝，而是当场签字盖章。 但他心中已有盘算，这份条约，用的是他的**私人名义**，并未代表清政府的外交授权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余式尔回国复命，以为事情板上钉钉，刚果自由邦自此便可与清政府平起平坐，堂而皇之在华设点，又能获得大量中国劳工送往非洲。 可数月后，当刚果方面依据条约要求在中国派设领事时，清政府以“未正式批准”为由拒绝承认。刚果一头雾水，外交部再三催问，李鸿章仅以“当日为私人接待”回应，无任何实质解释。 条约被搁置，形同废纸。 这不是李鸿章第一次玩这种“模糊策略”。1896年他赴俄出使，沙皇尼古拉二世即位时提出租借旅顺大连，他便拖延不决，回国交由朝廷议决，等慈禧派人答应时，已是另一个局面。 刚果自由邦的实质，是利奥波德二世的私人殖民帝国。1885年柏林会议，他以“人道开发”为名取得刚果河流域，随即开始大规模橡胶采集和象牙掠夺。 地面部队强迫劳动、烧村杀人、断肢惩罚，十年内死亡人数超过千万。1897年后，因国际舆论压力增大，他开始打造“文明政权”形象，对外积极缔结外交条约，伪装成正常国家。 李鸿章当然清楚这些背景。 更深层的原因，是李鸿章不想激怒当时在中国占据主要利益的列强。一个新冒出来的“弱国”若获得与英法德俄日相同的特权，势必引发连锁反应。 清政府已被瓜分得千疮百孔，再多一方染指，无异雪上加霜。 李鸿章对外说自己是“现实派”，并不否认条约内容不公。他在信中写道：“处乱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句话后来在外交圈内被频繁引用。 1898年年末，光绪维新失败，慈禧重新执政，变法中止，朝野混乱，李鸿章更小心应对每一桩外交事件。 刚果的代表再未回来过，而这纸无效条约也没有被正式废除，留在清廷档案中多年，无人再提。 1908年，利奥波德的暴行全面曝光，比利时议会强行收回对刚果的控制，成立“比利时刚果”。一年后，利奥波德死于布鲁塞尔，手中没带走一两橡胶，却留下骂名。 李鸿章在此之前就已去世。他于1900年义和团之乱后被召至北京，代表清廷与八国联军谈判，签下《辛丑条约》。1901年11月，他病逝于北京寓所，终年78岁。 他的一生争议不断，有人骂他是“卖国贼”，有人说他是“能臣”。可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清廷最依赖的，恰恰是他这样能在列强缝隙里活下去的人。 这一年，世界的秩序早已重组，连非洲最远的黑土地都向中国要权益。中刚条约，没有胜者，也无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