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于白求恩，我们宣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且拼尽全力救治中国人？ 这就得把时间轴拉回到1926年。那年白求恩36岁，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却突然被查出患了肺结核。在那个年代，得了这病基本就等于判了死刑。 为了不拖累妻子，他硬起心肠离了婚，独自一人在这个世界上等死。可他是个不信命的人，既然横竖是个死，不如拿自己做个实验。 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在自己身上尝试了当时还处于试验阶段的“人工气胸疗法”。老天爷赏饭吃，他赌赢了，活了下来。可这场大病让他看透了一件事：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 穷人得了这病只能等死，富人却能靠钱买命。这种赤裸裸的生命不公，像根刺一样扎在他心里。 作为一名医生，他开始痛恨那个“认钱不认人”的医疗体系。 他觉得医生不该是商贩，健康也不该是随行就市的商品。为了寻找解决办法，1935年8月，他跑了一趟苏联列宁格勒，去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 在那儿，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苏联实行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竟然把肺结核的死亡率降到了沙俄时代的五分之一。 这让他意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彻底改变医疗现状。回国后，他立马在蒙特利尔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他入党的理由特别朴素：在共产主义里，他找到了让穷人看得起病的答案。 回国后的白求恩成了一个“刺头”。他发起成立了“蒙特利尔保卫人民健康委员会”，甚至搞出了加拿大第一份提倡全民医保的纲领性文件，还要搞强制健保体系。 他指着同行的鼻子骂，说现在的医疗行业唯利是图，明明医学这么发达，老百姓却还是不够健康，必须把私利从医疗事业里清除出去。 可在那样的环境下，他的呼喊注定是孤独的。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战场。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二话不说就冲了过去。 在那里，他把汽车改装成移动血库，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流动血站，这套战地输血技术后来全世界的军队都在学。 西班牙共和政府失败后，他并没有停下脚步。在他眼里，西班牙和中国打的是同一场仗，马德里和延安就在同一条战壕里。 1938年1月，他带着加美援华医疗队，扛着一整套外科手术器械来到了中国。国民党那边一看来了个洋专家，好吃好喝供着，还许诺了高官厚禄想留他在后方。 可白求恩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他看不惯那些官员的做派，一口回绝，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一头扎进了延安。 见到了毛泽东，他在日记里激动地写道：“这是一个巨人！”他觉得延安这地方虽然穷，但人人平等，充满了朝气。 他甚至把抗大称为“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看着那些年轻学员脸上的笑容，他觉得这就是中国的希望。他认定中国共产党才是统一战线的真正领导者，八路军才是真正的人民军队。 到了晋察冀军区，他被任命为卫生顾问。这时候他的“疯劲儿”又上来了。他坚决反对把医院设在后方，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理念：“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 有人劝他危险，他把眼一瞪：“战士在火线上都不怕危险，我们怕什么？” 为了适应游击战，他发明了一种叫“卢沟桥”的药驮子，里面装着手术器械和药品，那是真正的“马背上的医院”。哪怕是在条件最艰苦的时候，他也从没降低过对医疗质量的要求。 有一次做手术，因为八路军的器械太简陋，手术刀是裁纸刀磨的，锯子是木工锯凑合的，稍微一使劲就卡住，气得他当场摔东西骂人。 这真不是他脾气大，是他心疼伤员，恨自己手里的家伙事儿不争气。在战场上，白求恩简直就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 齐会战斗，他连续工作69个小时，做了115台手术；广灵公路伏击战，他40个小时没合眼，做了71例手术；在冀中，他4个月跑了750公里，手术超过300次。 他不仅自己拼命，还想着给中国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他办卫生学校，编写教材，手把手教医生护士怎么处理战伤。他把自己所有的本事，恨不得一股脑全塞进中国医生的脑子里。 1939年10月28日，悲剧发生了。在河北涞源孙家庄的小庙里，他在给伤员做手术时，左手中指被碎骨划破了。 本来这也不算什么致命伤，可仅仅过了三天，他在救治一名患有颈部丹毒的伤员时，手套又被划破了。丹毒是一种烈性传染病，致命的细菌顺着伤口侵入了他的血液。 11月12日凌晨，这位把一生都献给了反法西斯事业的战士，因败血症在河北唐县去世，年仅49岁。 临终前，他给聂荣臻写了一封遗书，里面全是琐碎的嘱托。他让给那些照顾过他的人发钱，甚至还惦记着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那是给疟疾和贫血患者救命用的。 他在信里说：“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 参考信息： 《白求恩：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5年8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