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一名村民到山上挖野菜，不知不觉走到了山顶。 四月的山风还带着凉意，陈文旭攥着篮子往山顶走，脚下的碎石突然硌了一下。 抬头时，一堵灰黑色的石墙正横在眼前，墙面上黑洞洞的孔洞像无数只眼睛，直勾勾盯着他。 他后颈的汗毛一下子竖了起来，篮子“哐当”掉在地上，转身就往山下跑，脸上被树枝划出了血也没察觉。 回到家时，母亲看着他狼狈的样子直皱眉，“大白天说胡话，哪来的堡垒？”陈文旭捂着流血的脸颊，话都说不连贯。 村长听完半信半疑，还是拨通了县公安局的电话，那头的声音突然严肃起来：“非法武装据点？我们马上到。” 第二天一早，二十多个穿制服的人上了山，背着金属探测器在林子里穿梭。 领头的武警用手敲了敲石墙，回声闷响，“钢筋混凝土，这工艺不像现在的。”他们顺着射击孔往里看，里面积着厚厚的灰，角落里有个生锈的铁桶，上面模糊刻着几个字“抗联工厂生产”。 后来才知道，这不是什么据点，是1930年代抗联战士们修的密营。 石墙绕着山坳建了三层，射击孔都朝下坡，正好打伏击。 西墙的石头上坑坑洼洼，专家数过，有七十三个弹孔，都是日军“三八大盖”留下的。 墙角的土里还提取到了血迹，很多年后DNA鉴定出来，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真正让人心里发颤的是在堡垒暗道里发现的那本日记。 三十二页毛边纸，纸角都卷了，字迹歪歪扭扭。 1940年2月15日那页写着：“爸爸教我擦枪，说子弹要留着打鬼子，不能打鸟。”3月8日又记：“王阿姨今天没回来，妈妈把她的红围巾给我戴上了。”最后一篇停在4月5日：“敌人又来搜山了，我和弟弟躲在暗道里，听见枪声像鞭炮。” 我觉得这些稚嫩的字迹里，藏着比子弹更有力量的东西。 档案馆的人说，那时候抗联里像“张嘎”这样的孩子不少，最小的才十岁，跟着大人学认字、学打枪。 他们的日记里很少写害怕，更多的是“今天学会了包扎”“分到了半块玉米饼”，就像在记一本普通的生活账。 现在那座堡垒成了纪念馆，暗道里装了感应灯，游客走进去，灯光会顺着日记里的句子慢慢亮起来。 上周我去的时候，碰到一群小学生在临摹日记里的字，有个小姑娘问老师：“‘王阿姨’后来回来了吗？”老师没说话，只是指了指墙上“1945年日本投降”的照片。 纪念馆里，那方红围巾静静躺在展柜里，旁边是日记里“王阿姨没回来”的那一页。 阳光透过弹孔形状的窗棂照进来，落在参观的孩子们脸上，像极了当年张嘎擦枪时专注的眼神。 这种把恐惧熬成勇气的坚持，或许就是我们今天还在讲这个故事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