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告诉我，崩塌是绝对的，不崩塌是相对的。一年级时，老师告诉我要诚实

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告诉我，崩塌是绝对的，不崩塌是相对的。一年级时，老师告诉我要诚实，放学时老师问全班学生：“你们谁不喜欢打扫卫生？”我诚实地举起了手。老师说：“你留下打扫卫生，别人可以放学了”。刚上学时家里给我买了一个铁制的文具盒，那个文具盒我只用了一天。因为第一天放学时我发现文具盒丢了。第二天我发现同桌用的文具盒跟我的一模一样。说是同桌其实是同排，那时候的桌子是一片木板，长长的木板两头架起，就是一排，一排8个人。后来我自己找到他家里，他姐姐在家，姐姐比我们大上七八岁，在我眼里是大人了。姐姐问他是不是偷了同学的文具盒，他说不是，后来就让我回家了。我没有告诉父母，此后的三十多年，我也再没有用过文具盒。二年级时，老师说被欺负了要告诉老师，后来我就说了一次，也没见那孩子咋样，反正放学后我被揍了一顿。那时候家里养着牛，有一次去放牛，是9月。我家的牛平时还比较听话，那次可能是因为怀孕了，偷吃了一些隔壁田里的玉米，当时也没人看见。回家后那家两口儿来我家问我是不是我家的牛吃了他家的玉米，我说是。然后他们拿着铁锹打牛，锹把都打断了。我的老母亲现在提到这个事情，还是会老泪纵横。母牛分娩是在冬天，下着雪，在我家客厅里生的。三年级时，迎接上级检查，老师说要我们从家里拿工具打扫卫生，我带了一个盆，后来变成学校的了。四年级时，校长说我们要多运动，更要多劳动，身体健康，这样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然后我们被带去校长家的地里刨花生，校长说不许吃，我比较听话，没有吃花生。后来别的同学回家了，我还在地里干到天黑。五年级时，乡里统考，学校之间互相监考，老师说要尽量帮助其他同学，我就把卷子答完后借给别人抄，后来被抓，成绩作废。六年级时，有一次下大雨，早上时天还是黑的。我记得老师说下刀子了也得上学，后来到学校发现就我自己，一个老师也没来。初一时，学校组织捐款，老师说自愿捐款，我就捐了5分钱，这5分钱还是捡来的（那时候没有零花钱一说，也没找家里要）。后来班长一直给我做思想工作，说人家小红捐了5块，别人也没有低于5毛的。我说老师说的自愿。班长说老师交代的最低5毛。我没有捐，自愿就是自愿。后来班长就一直针对我。初二时，家门口的路还是土路，下雨后非常泥泞，偶尔会有过往的农用车陷进去。有一次我刚出门就发现一辆拖拉机上不来了，于是站到泥里给人推车。推上来后，听人家说：“这个傻子还挺有劲儿”。大学实习时，坐火车在我国中部一交通枢纽换乘。晚上11点到，换乘的列车需要等到凌晨5点多发车。我出站时遇见一个腿脚不方便的中年妇女，就帮她拿行李，她问清了我的旅程情况，然后告诉我有一个临时休息的地方，不要钱。去了以后发现是一个非常简陋的旅馆，由一个壮汉带我进屋，妇女随即离开了。屋内一张床和一个暖壶。壮汉跟我要100块钱，我说我不住了，之后他按着我的肩膀，力气很大，一下子就让我坐下来了。然后我交了钱，一会儿离开去候车室了。那时候还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幻想，那些年的火车也很慢，回家的列车多是晚上到达。回我们村还需要坐2趟公交车，所以我会选择在市里的网吧过夜，一晚上5块钱，那时候最便宜的旅馆也要15块钱。去网吧的路上碰见两个农民工，跟我要2块钱买馒头吃，说是包工头欠他们钱不给，现在还跑了，他们实在是没钱了，饿着肚子。我给了他们5块钱，还有包里带的吃的。过了一年，我又看见了他们，跟一年前一样。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我也很可怜，我回家后从来不接电话，因为漫游费很贵，一分钟要7毛5。家里给我打电话，我跟他们约定好，我把电话挂了就是没事。但我依然觉得，如果有人因为没有钱而饿肚子了，我要帮助他。我上大学和刚毕业时的工作，都在很远的城市，超过24小时的火车。因为换乘，我在很多地方都休息过，五棵松前面的厕所，几乎没有异味。在北京坐特6公交车去到5环，会有一些正在装修的小旅馆，都是隔板墙，晚上没有人。天桥上有些卖珍珠的、卖玉石的、买首饰的，可能一晚上也卖不出去一件。回忆先到这里，皆是真实，皆是真相。我从来都是一个试图接近规则的人，但在这其中往往是为了迎合某些人。随着这些崩塌，逐渐理解了杨绛的话——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