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毛主席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将半个长白山割让给朝鲜。 这句话一冒出来，听的人大多心里一紧。 长白山那一圈山水，本来就在中国这边，九座山把天池围住。后来半边被划出去，白头峰改名“将军峰”，牌子一换，外人再看，就以为那里天生就姓“金”。 事情要往前推。 抗美援朝打完，朝鲜在东北一带慢慢做工作，盯着的是中国境内的朝鲜族同胞。宣传里讲“祖国观念”“领袖意识”，口中的祖国，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袖是金日成。 话说得很满，多数朝鲜族老百姓心里却明白，吃饭种地都在中国这边，该认谁，一算就清楚。 一九五九年，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张。 朝鲜看准这个节骨眼，开出不少“优厚待遇”，专找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朝鲜族大学生、工程师、医生谈话，说回“祖国”去参加“千里马运动”。边境线上设起接待站，人刚跨过界，就有人迎上来安排吃住工作。这套打法既是抢人，也是动摇一部分人的归属感。 长白山这边，早先界线写得不含糊。 边界定在分水岭以东约二十公里处，自南往北拉直，日本统治朝鲜的时候，天池一直画在中国这边。 朝鲜建国初年，对这一点也没有异议，长白山天池、白头峰这些名字，在双方都算共识。 后来中朝关系被形容成“同志加兄弟”。 就在这种气氛里，朝鲜方面派人到北京，提了一个“有感情”的请求，说天池是金日成革命事业的发源地，希望中国能理解朝鲜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把天池分一角过去。 话里话外都在打“感情牌”，真正想要的，是一块写在中国名下的山水。 那次中方答应得很快。 考虑的是当时国内还在恢复，国际上又有一摊子事，觉得为大局着想，这点山地可以让。 结果就是，天池差不多一半划给了朝鲜，还有一种说法是超过一半，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也一起过去。 朝鲜接收之后没闲着，第二天就把白头峰改成“将军峰”，宣布那一带成了金日成革命的圣地。 口子一开，话就不好收。 朝鲜后来通过驻华使馆递来照会，口气比前头硬多了。 照会里说，黑龙江的一部分、吉林的大部分、辽宁的一部分，历史上都属于高丽帝国版图，后来被中国历代王朝“侵占”，现在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这些地方“归还”。 这一圈画下来，半个东北都被算进去了。 陈毅外长看到照会，当即送到周总理手上。 周总理吩咐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抓紧，把中朝历代疆域的史料统起来，弄清楚再向国务院报告。 学者们翻档案、查古书，给出的结论很明确：这些地方不属高丽，而是中国的领土。中方把结论正式交给朝鲜，并表明不会在领土问题上让步。 朝鲜一看谈不拢，气没消，转身投向苏联，公开表态要站在苏共一边。 表面上的交往还在继续，内心的疙瘩已经结上。 一九六六年那场运动爆发时，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和口号铺天盖地，“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金日成竟然被红卫兵贴上“走资派”的标签，说要揪出来。 这种话传到平壤，对方心里哪咽得下这口气。 金日成在火头上作了一个决定，下令捣毁志愿军烈士陵园。 那片陵园里，躺着当年跨过鸭绿江作战的志愿军，有名有姓。执行命令的人把烈士碑一块块推倒、砸碎，连毛岸英的大碑也打成碎石，散在冷风里。 墓碑倒下去，实质上也是把那段并肩作战的记忆踩在脚下。 边境上的气氛随之紧张起来，朝鲜一侧架起高音喇叭，日夜轮播宣传和骂词，一遍遍喊“金日成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对着中国方向放。 鸭绿江上还搞出“驱水战”，士兵在江心筑坝，把水往西岸一引，中国这边不少地方遭了水灾，房子被淹，庄稼泡在水里。 老百姓只看到江水猛涨，很难想象上游这些动作背后掺着多少政治算计。 时间往后挪，金日成慢慢看清一个现实：闹得再厉害，毛主席始终坐在中南海，所谓“走资派”已经被打下去，中国的权力中心没有被颠覆。 形势看明白了，路该怎么走也就有数。 他后来专程访华，当面向毛主席道歉，承认自己在烈士陵园等问题上做错，也表示愿意重建志愿军烈士陵园，让那些碑重新立起来。 见面时，毛主席说，友谊是主要的，误会是次要的。 这一句轻轻放出，把眼前的火先压住，让两国关系还能往前走。 只是长白山那一半天池已经在对方名下，烈士碑即便重新竖起，人们再去看那片山水，心里难免多出一道看不见的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