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学者卢麒元在北京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主张：“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他说，因为最严重的渗透，是通过“立规矩”。他发声针对两个事：第一，近几日我们的法律中出现了“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第二，立法者本身的背景与利益冲突政审。 卢麒元的发声首先剑指“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争议，这绝非对国际接轨的盲目否定，而是对标准背后话语权博弈的清醒认知。 从全球标准制定的现实来看，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国际标准体系中，90%以上的标准由英美等西方国家提出和主导，这些标准往往内嵌着其技术优势与利益诉求，甚至成为“规锁”后发国家的工具。 以产业领域为例，西方国家常通过主导技术标准设置贸易壁垒，让后发国家在产业链分工中被迫处于中低端，既要支付高额技术专利费用，又难以突破发展瓶颈。 卢麒元的担忧正在于此：若在立法中简单植入“优先采用国际标准”，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让本土产业陷入被动——小到日常消费品的安全指标，大到高端制造的技术规范，都可能被外部规则绑定，最终丧失产业发展的自主权。 更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在国际标准领域已具备主动发声的能力，盲目“优先采用”反而会消解自身的发展成果。 近年来，中国在高铁、智能电网、新能源车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已转化为国际标准制定的话语权：海尔曾历经六年攻坚，打破西方国家质疑，成功主导制定冰箱保鲜国际标准，被20多个国家和地区采用； 截至2020年，中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主持的国际标准已近500项，较1990年的2项实现跨越式增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立法中若不加甄别地“优先采用国际标准”，不仅可能浪费本土技术优势，更可能为外部势力通过标准渗透提供合法通道，这正是卢麒元急于警示的核心风险之一。 而针对立法者背景与利益冲突的政审诉求，卢麒元的矛头则指向了立法过程中隐蔽的利益渗透风险。 现实中，“立法腐败”的表现形式早已超越直接权钱交易，呈现出更隐蔽的形态：部分监管部门借立法之机固化部门权力，增设不必要的审批许可，形成“部门利益法制化”； 行业巨头通过资助研究机构、聘请“权威专家”，以“科学论证”之名影响立法导向，比如烟草行业曾长期试图通过研究淡化二手烟危害，干扰控烟条例制定； 更有甚者，立法中的模糊条款被预留为权力寻租空间，在城市更新、土地管理等领域成为利益输送的“后门”。 这些案例印证了卢麒元的判断：立法者的背景清白与立场纯粹，是法律公平性的第一道防线，一旦这道防线失守，法律条文便可能沦为特殊利益的“保护伞”。 在卢麒元看来，“每次参与都要政审”的核心要义，在于构建动态的风险防控机制，而非传统的“一次性审查”。 他提出的逻辑清晰且极具现实针对性：人的社会关系与利益关联是动态变化的，今日清白之人，明日可能因配偶移民、子女入籍、资产迁移等形成利益牵绊，若缺乏持续审查，便可能成为外部渗透的突破口。 正如飞行员每次起飞前都需检查飞机、医生每场手术前都要严格消毒，立法作为重构社会运行逻辑的核心工作，直接影响上亿人的切身利益，更需建立“一事一审”的严谨机制。 这种动态审查并非“株连式”的过度约束，而是对利益冲突的精准排查——比如参与跨境电商立法者若亲属从事海外代购业务，便需主动回避，这与法官不审理亲属案件的避嫌原则一脉相承。 这一主张引发的争议，本质上是对立法权安全与立法效率、专业能力平衡的探讨。 有质疑认为，严格政审可能将有海外经历的专业人才挡在立法门外，但卢麒元的主张早已回应这一关切：审查的核心是“透明申报”而非“一刀切排斥”，有海外背景不可怕，可怕的是隐瞒利益关联。 事实上，全球主要国家在关键领域立法中均重视类似风险防控：美国推出《芯片与科学法案》时，参与团队以国防和技术安全专家为主，规避利益关联； 欧盟制定《数字市场法案》时，明确禁止跨国公司直接参与规则起草，避免“猫写老鼠的规则”。这些实践证明，严谨的审查机制与专业立法并不矛盾，反而能提升法律的公信力。 卢麒元的发声，最终指向的是大国博弈中“立法主权”的争夺。在规则成为国际竞争核心战场的今天，谁掌握了立法权、标准制定权，谁就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 从被西方国家主导的标准体系“规锁”，到如今在多个领域主导国际标准，中国的发展历程早已证明：立法与标准制定必须牢牢掌握在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手中。 卢麒元呼吁的“立法者政审”，本质上是为国家立法权筑牢“防火墙”，防止外部势力与特殊利益通过“立规矩”实现渗透，这不仅是对当前立法隐患的警示，更是对国家发展根基安全的深层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