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离直播只剩几分钟，央视主持人李瑞英却接到了儿子跳楼的消息。她当时整个人都懵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可镜头不等人，她强忍着快要崩溃的情绪走上主播台，当片头曲响起时，她已经变回了那个沉稳冷静的“国脸”。 “怎么样，稿子都改完了？”“李姐，后台催了，马上进场。” 时间是1998年夏天的晚上，新闻联播的后台一如既往地忙，李瑞英坐在化妆间，正低头对着稿子做最后的检查，就在这时，手机“嗡嗡”震了一下，她本没打算理会，可屏幕上那串熟悉的号码，让她心里突然咯噔一声。 “妈，快来，出大事了！”电话那头，丈夫的声音几乎要喊出来，带着慌乱和绝望，李瑞英一瞬间脑子里一片空白，她的儿子，刚十几岁，竟然从楼上摔了下来，情况很糟，已经被送往医院抢救。 她问清楚医院，简单交代了几句让丈夫一定守在孩子身边，然后挂了电话，电话一挂断，她整个人都愣住了，那一刻，平时训练出来的冷静和沉着，似乎全都不管用了。 她的手指使劲攥着稿纸，感觉指甲都快掐进肉里了，眼泪在眼眶打转，嗓子发紧，却没有让眼泪流下来，导演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李老师，准备上场。”她深吸一口气，尽量把哭腔咽回去，镜子里的自己，脸色苍白，眼底全是慌张。 可她清楚，这一行没有暂停键，新闻联播直播，不可能因为某个人的私事就推迟，无论发生什么，镜头一亮，所有情绪都要收起来。 李瑞英知道，这个时候，谁都不能替她站在台上，她抬手理了理头发，把稿子压在桌角，慢慢站起来，走向演播室。 这一路，只有她自己知道脚下有多沉，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虚，耳朵里全是自己心跳的声音，她努力让步子走直，肩膀别歪，进门前还特意揉了揉眼睛，生怕被人看出什么。 导播一声令下，灯光打在脸上，熟悉的音乐响起，她一开口，声音里已经听不出一丝颤抖，稿子一字一句念得清清楚楚，表情和往常没有两样。 其实，李瑞英一直是个不太会表露情绪的人，从小家里就是军人家庭，规矩多，要求严，她父母都很少在家，很多事都得自己扛。 她考上北京广播学院那年，家里人只说了一句话：“干啥都行，别丢人。”她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做什么都追求尽善尽美，不肯给自己留退路。 大学那会儿，别人都在宿舍里说笑，她天天早起练声，冬天的校园，天还没亮她就已经在操场上转圈，嘴里念着绕口令，老师说她咬字太实，改了好几个月才学得自然。 那时候她最怕的就是字音出错，走哪儿都带着本《新华字典》，看见不认识的字就查，她自己说，慢慢地，查字典成了习惯，哪怕后来变成了央视主播，也一直没有丢。 李瑞英1983年毕业后，先去了江苏电视台，那时候电视台条件很一般，晚上值班，台里经常停电，别的同事都回家了，她就点着蜡烛在办公室练稿子。 新闻播音看上去简单，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她说话总是慢半拍，就是怕说错一个字，影响整条新闻，后来调到央视，竞争更激烈了，她最初只是普通播音员，什么新闻都要播，重大直播、突发事件，全都得顶上去。 1996年，央视《新闻联播》开始改为全直播，以前录播还能修，现在完全不允许出错，李瑞英成了当时第一批直播主播。 她对自己特别狠，每天提前三小时到岗，把当天所有稿子都过一遍，遇到难念的地方，反复练，直到嘴皮子不打结才罢休，她的同事都说，李瑞英是台里最不怕麻烦的人。凡是她播的新闻，台长都能安心。 这么多年过去了，李瑞英的职业生涯几乎没出过差错，大家都说她“零失误”，可她自己最清楚，这背后有多少次提心吊胆，每次任务一重，她晚上都睡不好，做梦都是稿件上的字，有同事半开玩笑说，她就是为主播这个行当生的。 其实，李瑞英的家庭和工作，一直是分不开的，她和丈夫张宇燕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两个家庭住在一个院子里，后来，一个去了北大，一个去了广院，各自忙各自的学业。 毕业后，两个人又在北京碰上了，顺理成章成了家，张宇燕是学者，做事很细致，家里大事小事都能安排得妥妥当当。 孩子小时候，李瑞英很少有时间陪他，有时候加班到深夜，回家时孩子已经睡了，周末她有时也要值班，只能趁着吃饭的时候跟儿子聊两句。 孩子懂事，没怎么埋怨过她，李瑞英一直觉得亏欠儿子，她说自己最怕的就是家里的电话，每次响起来，总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 那天晚上，她播完新闻，连妆都没卸，抓起包就往医院赶，出租车上她一句话都没说，双手死死捏着手机，到了医院，看到儿子还在抢救，她整个人都瘫下来了。 李瑞英并不是没有情感的人，她只是把情感都收在心里，每次工作结束回到家，看到孩子安然无恙，她才会放松下来。 李瑞英退休后，没闲着，她在中国传媒大学教书，帮着年轻人练普通话、改稿子，她总说，播音其实就是一份普通工作，没必要神化。 她还经常参加公益活动，到偏远学校教孩子们说普通话，有时候背着一堆书，坐大巴车跑好几个小时，这样的生活让她感觉到无比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