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邓亚萍退役后去清华大学读书，第一堂课，老师问她：“你的英语如何？”邓亚萍尴尬的回答：“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 邓亚萍从乒乓球台走向课堂，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重新起跑。1997年，她在二十四岁的黄金年龄选择退役时，手里已经握着十八个世界冠军和四枚奥运金牌，按照许多人的想法，她只要顺势当教练或官员，就能在熟悉的圈子里继续受人追捧。 但她偏偏在这个节点拐了个弯，把自己抛进几乎完全陌生的世界。 让她下定决心转身的不只是伤病，更是对人生边界的思考。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后，她第一次深切感到语言带来的鸿沟。会议上，多数代表可以自如使用英语或法语表达意见，她却只能紧紧跟着翻译，很多想当面讲清楚的观点，难免在转述中打折。 那种有话说不出的无力感，让这位一向在赛场上占据主动的冠军，第一次觉得自己处在被动一侧。 她很快意识到，要在更大的舞台上拥有真正的话语权，光靠球技远远不够，必须把文化短板补齐，尤其是英语。于是，同一年她走进清华园，成为英语系的一名新生。 第一堂课，老师例行询问基础情况，她有些尴尬地说自己连字母表都说不顺，全班一片错愕。摸底考试成绩出来，她的分数稳稳落在末尾，在旁人看来，这个世界冠军好像突然跌回了起跑线的最后一名。 可对习惯了从零起步、靠苦练赢球的她来说，这不过是换了一块场地。她把训练场上的那套节奏照搬到书桌前：早晨五点，清华园还沉在晨雾里，她已经在路灯下背单词；课间、排队打饭时，小声默念的是动词变化；晚上同学结伴出去放松，她常常一个人躲进语音室和机器对话，把拗口的发音一遍遍刻进舌头和耳朵里。 在图书馆，她从最简单的字母和单词开始，咬着牙啃语法和长难句。听力磁带像天书，她就用随身听反复倒带，直到能听出每个音节的起落。 为了把口语练到能应付未来的国际场合，她又自费请英语教练，安排每天对话训练，哪怕一开始说得满嘴别扭也不退缩。四年下来，翻烂的词典、写秃的钢笔、厚厚的笔记本，见证了她从“不会说”到能在课堂上用英语回答问题的全过程。 清华毕业的那一天，她戴着学士帽，用流利的英语作为学生代表发言，掌声把当年那个认不全字母的插班生淹没。 可她并没有把这当作终点，而是把它看作通往更高平台的跳板。很快，她又把目光投向英国，先是在诺丁汉大学攻读与中国当代研究相关的硕士课程，随后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深造土地经济与经济学。 留学期间，她把自己重新变回“书呆子”。图书馆是她第二个宿舍，成堆的英文专著在桌上摞得像小山。遇到复杂的专业术语，她用彩色便签一一点出，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拿去向导师请教。 她用英文写出三万多字的论文，从亲身经历切入，系统梳理中国体育发展的脉络，分析体育产业价值链和改革趋势。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她拿下硕士、博士学位，其中关于中国体育改革的建议，还被国内相关部门作为决策参考材料。 完成学业回国后，她重新走进国际奥委会和各种国际体育组织的会议现场。此时，她再也不需要翻译“陪同”，可以直接用英语甚至法语与各国代表交锋，把中国体育的经验、理念讲得清楚有力。 里约奥运会筹备期间，她参与协调工作，在会场上切换语言已是家常便饭，许多外国记者对这个能娴熟驾驭多种身份的中国前冠军充满好奇。 回头看她这二十多年的路，从外人眼中的“乒坛女王”到学者、官员，再到在高校讲体育管理、在全民健身活动中做推广的公众人物，她始终在给自己设定新的起点。 她用自己的经历证明，冠军的价值不只写在奖牌上，也体现在愿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有没有勇气从头学起。 曾经让她挫败的英语，最终成了她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最有力的工具。对于邓亚萍来说，每一次转身都不是真正的告别，而是把人生的球桌搬到更大的世界上，继续打好下一板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