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一个战士在运炮弹时，突然发现师长有些熟悉，他仔细回想后，就对战友说：“首长好像我牺牲的父亲！” 这个战士名叫陈建军，那年刚满19岁，是志愿军某部的一名新兵。他跟着部队跨过鸭绿江的时候，背包里还揣着一张皱巴巴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穿着八路军军装的男人，左眉骨上有一道月牙形的疤痕，那是他的父亲陈大柱。 陈建军从小就听母亲说，父亲是八路军的连长，1944年反扫荡的时候，为了掩护乡亲们转移，被鬼子的炮弹炸伤，部队后来传来消息，说他没能挺过来，连遗体都没找到。 母亲哭干了眼泪，把照片缝进陈建军的贴身衣兜里，叮嘱他长大了要像父亲一样，做个保家卫国的好汉子。1951年，美军在朝鲜战场发起攻势，刚成年的陈建军瞒着母亲报了名，他想着，父亲没完成的事，他要接着做。 那天是1952年的深秋，朝鲜战场上的炮火正猛，陈建军和战友们扛着炮弹箱往前沿阵地赶。山路崎岖，炮弹箱硌得肩膀生疼，汗水混着泥土淌进衣领，又痒又涩。敌机在头顶盘旋，时不时扔下几颗炸弹，爆炸声震得耳朵嗡嗡响。陈建军咬着牙，步子没停，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把炮弹及时送上去，才能让前线的战友多一分胜算。 就在他们歇脚的空档，一队人骑着马从山下过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个身材魁梧的军官，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肩上扛着两杠四星的肩章。陈建军抬头擦汗的功夫，正好瞥见军官的侧脸，那道月牙形的疤痕，在夕阳下格外显眼。 陈建军的脑袋“嗡”的一声，手里的水壶差点掉在地上。他使劲眨了眨眼，又往前凑了两步，军官正好转过头，冲运炮弹的战士们喊了一声：“同志们加把劲，前线等着咱们的炮弹呢！”那声音洪亮，带着一股子山东腔，和母亲嘴里念叨的父亲的声音，一模一样。 陈建军的心脏砰砰直跳，他拽了拽身边战友的胳膊，声音都在发颤：“你看，你看那个师长，他好像我牺牲的父亲！”战友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小子想爹想疯了吧？师长是咱们部队的老英雄，打了十几年仗，怎么可能是你爹？”陈建军没吭声，他死死盯着师长的背影，那走路的姿势，那抬手的动作，和照片上的父亲，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晚上宿营的时候，陈建军翻来覆去睡不着。他从贴身衣兜里掏出那张照片，借着篝火的光，看了一遍又一遍。父亲的疤痕，师长的疤痕，位置分毫不差。父亲喜欢在说话的时候摸下巴，今天他也看到师长做了这个动作。 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当年部队说父亲牺牲了，可没见到遗体，会不会是父亲受伤后被人救了，后来又辗转加入了志愿军？这个念头冒出来，陈建军再也坐不住了，他披上衣裳，鼓起勇气去找师长的警卫员，说有重要的事要见首长。 警卫员一开始没同意，说师长刚开完会，累得睡着了。陈建军急得快哭了，他把照片掏出来：“我真的有急事，我怀疑师长是我爹！”警卫员看着他手里的照片，又看了看他急切的样子，犹豫了一下，还是进去通报了。 没过多久，警卫员出来招手，让他进去。陈建军走进帐篷的时候，师长正坐在煤油灯前看地图，听到脚步声，抬起头。陈建军看着那张脸，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他“扑通”一声跪下，哽咽着喊：“爹，你是不是我爹陈大柱？” 师长愣了一下，放下手里的铅笔，盯着陈建军看了半天，又低头看了看他手里的照片。他的手开始发抖，慢慢抬起手，摸了摸自己左眉骨上的疤痕，声音沙哑地问：“你娘是不是叫李秀莲？你是不是小时候总爱跟在我身后，抢我的枪玩？”陈建军拼命点头，眼泪掉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 原来，当年陈大柱确实被炮弹炸伤了，左眉骨的疤就是那时候留下的。他被一个朝鲜老乡救了，昏迷了三天三夜，醒来后发现部队已经转移，他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只能一路乞讨往回走。后来遇到了一支解放军部队，就跟着部队南下，参加了解放战争，因为作战勇猛，一步步升到了师长。 他也一直在找家人，可当年的村子毁于战火，母亲和儿子早就没了音讯。他改了名字叫陈刚毅，想着有朝一日找到家人，再把名字改回来。 那天晚上，帐篷里的煤油灯亮了一夜。父子俩说着这些年的经历，陈建军说母亲这些年的辛苦，说自己参军的初衷，陈刚毅说自己这些年的思念，说战场上的九死一生。第二天，部队里传开了这件事，战士们都替他们高兴。陈建军没有因为自己是师长的儿子就搞特殊，他依旧跟着战友们扛炮弹、修工事。陈刚毅也没有偏袒他，只是每次路过他身边，都会多叮嘱一句：“注意安全。” 在那个炮火纷飞的战场上，这场意外的重逢，成了陈建军心里最温暖的光。他终于明白，父亲没有牺牲，他一直都在，和他一样，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冲锋陷阵。这份血脉里的传承，比任何誓言都要坚定。 战场上的重逢是偶然，可保家卫国的信念却是刻在骨血里的必然。父子俩并肩作战的身影，是那个年代无数革命家庭的缩影，他们把个人的悲欢，融进了家国的大义里，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