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佳木斯的空气里满是压抑的肃杀。日伪军即将展开“三一五”大搜捕的风声传遍全城，伪警察和特务像阴魂一样四处游荡，专门搜捕地下党员和抗日志士。 就在这时，张宗兰接到组织急报：情报已遭泄露，桦川县公署内部很可能被盯上。张宗兰没有退缩，她迅速清理桌上伪满资料，按市委指示，处理三项任务：销毁次要文件、转移联络员刘志敏、交接重要资料。 张宗兰用了掏空的萝卜，将机密塞入其中，再将萝卜夹在送饭篮里，借探望乔装乞丐的联络员李淑云之机，将文件送出城外。而在外界不知情时，张宗兰还得每日坐在伪公署里，听日参事官下命令、处理杂务，手却时不时在案下记录特务调动与搜索范围。 张宗兰之所以被委以重任，不仅因她是党员，更因她早年在桦川县立中学接受启蒙思想，1935年入党，在地下党里已算是经验丰富。她的二哥张耕野，是中共佳木斯市委组织部长，曾在抗联第六军与第三军之间调动。家中早就是抗日阵地。 当“三一五”大搜捕当天清晨打响时，张宗兰已带着嫂子金凤英、两个年幼亲属和家人，踏上去往双城的避险路线。她不知道，四个便衣特务早在佳木斯站台盯上她们，一路尾随至牡丹江，再至哈尔滨。 夜幕降临，她们在道外景阳街的天泰客栈住下，刚坐下歇息，就听到隔壁房间有熟悉的方言腔调。张宗兰心头一紧，知道事情不妙。她和金凤英暗中商量，随身的鸦片必须准备好，一旦被捕绝不能落入敌手。 夜半时分，特务破门而入。搏斗中，张宗兰的小侄女被特务掷在地上，鲜血从孩子头部流下，现场一片混乱。张宗兰被死死按住，金凤英被击打数下倒地。关键时刻，两人同时吞下藏在衣襟内侧的鸦片。 金凤英很快气绝。张宗兰被送往伪医院，虽口中已发紫，但还有微弱呼吸。敌人试图强行灌药抢救，用完药又劝诱，甚至软硬兼施。张宗兰闭口不言，只微微吐出四个字：“抗战必胜。” 病床边的医生听着发抖，却不敢劝。张宗兰始终拒不服药，三日后逝世，年仅20岁。她的名字，很快列入抗日英烈名单，而在官方档案中，也首次确认她为抗联情报系统核心成员之一。 此后不久，张耕野接到噩耗，强忍悲痛在抗联四师继续工作，并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桦川地下党组织重建过程中，多次提到张宗兰生前布置的交通线图，极大减少了损失。 张宗兰的死，让日伪特务恼怒至极，却始终查不到更多线索。她用短暂的生命封锁了整个抗联通道的一侧口子，也让敌人明白：活人可以被抓，信仰却不会投降。 她没留下遗书，没能再见兄长一面，也未亲手埋葬被害的侄女。但她在情报岗位上燃烧的那两年，把整个伪公署当作情报站，用萝卜藏过秘密、用饭篮递出名单，直到最后一句“抗战必胜”。 在今天的黑龙江烈士纪念册上，张宗兰的名字排在第六页。没有照片，只有寥寥十六个字：“地下交通员，1938年牺牲，女，二十岁。”那是她留下的全部。却够后人记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