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周总理请溥仪吃饭，席间，溥仪看了一旁的女子好几次，周总理注意到后，就笑道：“这是你的妹妹，你不认识了？” 1924年的那个初冬，彼时的紫禁城刚易主，被冯玉祥赶出宫的溥仪仓皇躲回生父家，那是三岁的韫欢第一次见到这位长兄，但迎接她的不是兄友妹恭的温情，而是一双按住她后颈的大手，家中的老嬷嬷强行把她幼小的头颅按在正厅冰冷乌黑的地砖上磕头谢恩。 那个穿着明黄缎袍、充满封建威压的身影，与其说是亲人，不如说是一个象征着恐惧的图腾，那份地砖透进骨子里的凉意，成了她对“爱新觉罗”这个姓氏最初的痛感，那时王府的空气里不仅飘着槐花香，更弥漫着死亡的绝望。 年仅十六岁的大姐韫媖突患阑尾炎，这在当时并非不治之症，却生生被挡在了那一层名为“男女大防”的荒谬窗纸之外，尽管载沣在祖宗牌位前焚香祈祷了一整夜，可再虔诚的香火也救不了急症。 七岁的韫欢躲在雕花屏风后面，眼睁睁看着平日里疼爱自己的姐姐在剧痛中指尖冰凉，因为皇室拒绝“外人”接触玉体而悲惨离世，那一刻，尚且年幼的她并没有流泪，指甲却深深掐进了掌心：这富丽堂皇的王府，分明是一座吃人的牢笼。 反叛的种子一旦种下，便如野火般在她的少女时代蔓延，1931年深秋，当父亲载沣因“皇室颜面尽失”而怒摔和田玉镇纸时，十岁的韫欢在窗外偷听到溥仪被文绣登报离婚的消息，非但没有感到羞耻，反而痛快地拍手称赞，觉得早该把那些杀人的三从四德送进地狱。 甚至在1932年，当她从《大公报》上看到兄长穿着伪满洲国的行头站在日本侵略者身边时，这位有着极强正义感的少女，愤怒地砸碎了自己心爱的西洋八音盒，因为那些照片背后是日军的暴行，而她那个只想做“康德皇帝”的哥哥，已然站在了她的对立面。 要想彻底从那座只有八十亩地、却拥有七盏琉璃宫灯和十二个奶妈伺候的奢华“笼子”里飞出去，仅仅靠愤怒是不够的，她需要一次涅槃，1945年抗战的胜利炮声，成了她新生的倒计时。 二十四岁的她做出了那个震动遗老遗少圈子的决定：她不仅将名字改为意为“志向如金石般坚固”的金志坚，更拿出了破釜沉舟的勇气，她把那些精美的翡翠头面、名贵的嫁妆一股脑交给了管家变卖，所得款项没有留下一分，全部捐给了红十字会或用于办学。 在北平女子师范的毕业典礼上，阳光穿过彩窗洒在她刚剪短的齐耳短发上，她郑重地向旧时代告别，随后她用卖掉“格格”身份换来的资金，在鼓楼西大街和南池子胡同先后撑起了春晖小学和曙光女子中学的校门。 当别的遗老还在哀叹世道变了时，她已经带着学生走上街头为筹建平民图书馆募捐，1949年，她更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站在了天安门观礼台上，亲眼见证了那个属于人民的新时代随着五星红旗一同升起。 在这条自我救赎的路上，她也幸运地遇到了那个懂她灵魂的人，1950年的劳动节联谊会上，没有了繁文缛节的束缚，她被一位穿着中山装、会拉风琴弹奏舒伯特小夜曲的山东汉子打动，这个叫乔弘志的汉族青年教师，不看重她曾经显赫的家世，只爱慕她独立的灵魂。 两人的婚礼选在了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新式婚礼：没有十里红妆，没有凤冠霞帔，只有学生们用野花编织的同心结和真挚的祝福，就连曾经最为守旧的父亲载沣，最终也被女儿的执着所打动，默许了这桩清朝皇室第一例与汉族平民的通婚。 婚后的金志坚彻底活成了一棵扎根泥土的大树，她将自己的私宅四合院改成了学生宿舍，专门收留郊区的贫困生，在被评为“模范教师”后，她把奖金全都变成了教学仪器，然而命运并不总是温柔，1960年乔弘志因病骤然离世，留下了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 那是金志坚生命中最灰暗的时刻，但这位前清格格却爆发出了惊人的韧性，在丈夫的葬礼上，大雨倾盆，她倔强地拒绝了组织派来的汽车，怀抱着幼子，一步深一步浅地踩着泥水徒步走向八宝山，雨水混合着泪水打湿了她胸前的小白花，她在墓前立誓，绝不让孩子成为寄生虫。 她做到了，她的孩子们在她的教育下，完全抹去了皇族的娇气：大女儿考入清华成为国家数控机床技术的研发者，大儿子主动去首钢做了炼钢工人，小儿子则接过父母的教鞭，成了一名语文老师。 她常抚摸着丈夫留下的教案告诉孩子们：“我们首先是劳动者，其次才是爱新觉罗的后裔。” 2004年的深秋，协和医院的病房里，床头的金盏菊静静开放，83岁的金志坚在弥留之际，或许又看见了那个被按头磕头的3岁幼童，那个躲在屏风后看姐姐死去的7岁女孩，那个在讲台上书写拼音的女教师。 最终，这所有的光影都化为了平静，这位清朝最后一位格格，用整整八十三年的时光，把“爱新觉罗”这个沉重的姓氏，打磨成了一个大写的“人”字。 信息来源：台海网：-09-25/1797240_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