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到底有多富？上世纪五十年代，军队刚进去的时候，那些头人不卖粮，喊穷，想困死大军。但实质上，头人的粮仓中，青稞太多放得太久，已经碳化不适宜人吃了，数以百吨千吨记，连做饲料几乎都不行了。当然，这不影响成千上万农奴饥寒交迫。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上世纪五十年代，当人民解放军沿着崎岖的道路进入西藏时，他们看到的是一幅对比极其强烈的景象。 在一些高大坚固的庄园城堡的地下仓库里，陈年的青税堆积如山，因为存放年深日久，不少已经颜色发黑，结成了硬块，甚至散发出霉变的气味。 这些粮食显然已经不再适合人食用，连作为饲料都颇为勉强，其数量常常以百斤、千斤计。 然而，就在这些粮仓的外面，在领主庄园的矮檐下和辽阔牧场边缘的破旧帐篷里，许多农奴家庭正为每天如何填饱肚子而发愁。 这就是当时西藏社会一个侧影： 极少数人掌握了绝大部分的财富，而绝大多数人则在生存线上挣扎。 那时的西藏社会，运行着一套严密的封建农奴制度。 整个社会的权力和财富，集中在三个群体手中： 官府、贵族和寺院的上层僧侣，他们合称为“三大领主”。 西藏几乎所有的耕地、牧场、森林和河流，都归他们所有。 历史资料表明，旧西藏地方政府占有约三成的耕地，贵族阶层占有大约三成，而各类寺院及其上层掌控的部分则接近四成。 这意味着，占总人口九成五以上的普通农奴和奴隶，几乎没有一寸土地是自己的。 他们从出生起，命运就和所属的领主绑定在一起。 农奴们生活的核心就是为领主劳作。 他们需要耕种领主自己的土地，也就是“自营地”，收成全部归领主所有。 此外，领主还会分配给农奴一小块“差地”用以维持生计，但耕种这块地的代价是背负沉重的“乌拉”差役。 这种无偿劳役几乎占据了农奴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包括种地、放牧、修建房屋、运输货物，甚至伺候领主一家的日常生活。 一个农奴家庭大部分的劳动成果，就这样被领主拿走。 除了劳役，农奴还需缴纳各种实物或货币地租，以及名目繁多的税捐，从出生税、结婚税到死亡税，几乎贯穿一生。 更难以摆脱的是被称为“祸根”的高利贷。 地方政府、大寺院和贵族都向农奴放贷，利率高昂，常见的是“借四还五”或“借五还六”，即年利率达到两成到两成五，并且利滚利。 绝大多数农奴家庭都深陷债务泥潭，这笔债往往父传子，子传孙，永远没有还清之日，使得农奴世代被牢牢拴在领主的土地上。 在这种制度下，农奴不被视为完整的人。 因此，当新的力量进入西藏，试图改变这种延续了数百年的结构时，遭遇的阻力可想而知。 一些固守旧制度的农奴主，出于对变革的恐惧和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对新生政权采取了不合作乃至敌视的态度。 他们控制着粮食等重要物资，宁愿任其在自己的仓库里霉烂，也不愿让其进入流通。 一方面是想维持对经济的垄断和对农奴的控制，另一方面也试图给新政权制造困难。 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粮仓里粮食碳化霉变，而外面却有人吃不饱饭的怪异现象。 这种“富”是畸形的、狭隘的，它属于极少数领主，并且是建立在绝大多数人赤贫的基础之上。 广大农奴的生活状况与领主的仓库形成残酷对照。 他们常年食不果腹，衣衫褴褛，一家人往往只有一两件破旧的袍子轮流穿。 居住的房屋低矮阴暗，常常是人畜混居。 他们没有自由，婚嫁需要领主批准，未经允许不得离开庄园领地。 他们是领主财产的一部分，被称为“会说话的工具”，其价值甚至不如一头牲畜。 这种状况的彻底改变，始于1959年之后的民主改革。 随着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被平息，广大农奴要求翻身解放的呼声如同火山喷发。 中央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在西藏开展了废除封建农奴制度的伟大变革。 改革的政策核心是： 彻底废除农奴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让百万农奴获得人身自由； 没收参加叛乱的领主的生产资料，由国家赎买未参加叛乱的领主的生产资料，然后将土地、牲畜等公平地分配给昔日的农奴和奴隶。 这意味着，世代为奴的人们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 这场变革深刻而彻底。 它摧毁了旧西藏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经济根基，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大枷锁。 获得解放的农奴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建设新家园的劳动中。 西藏的社会面貌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逐步走向了现代文明的发展道路。 今天西藏的繁荣发展、民族团结和人民安居乐业，其起点正是那场划时代的民主改革。 它终结了那个“仓库霉粮满，门外人饥寒”的旧时代，开启了一个所有劳动者都能共享发展成果、追求幸福生活的新纪元。 主要信源：（搜狐新闻——“50年代”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