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王震将军说：“将来我去见毛主席时，我要对他讲，你讲搞不好要改变颜色，过去我不懂，现在懂了!” 1922年，13岁的王震离开湘乡，到长沙粤汉铁路当工人，很快在地下党帮助下入团入党。1925年，他当上长岳段工人纠察小队长，8月接到任务，用手摇车护送“毛委员”去长沙韭菜园。 一路上，“毛委员”打听他的家境、经历，叮嘱多认字、多学理论，到了地头郑重道谢，说以后还会见面。 这一回，对少年王震来说，是第一次近距离看见一个把“革命”当真事来做的人。 1929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和张正坤、苏牢、徐洪回到浏阳北盛，成立地下特区委，发动浏北农民武装。红三军团攻长沙时，他已兼着湘鄂赣边长浏湘特区委书记、赤卫军第六师政委和浏北游击第一支队支部书记，带着1万多赤卫军和游击队，守平江到浏阳一线。 1930年9月，红一方面军二攻长沙不克，主力准备撤出，他和徐洪奉命掩护，在镇头市迎面看见几匹马沿浏阳河冲来，从青鬃马上跳下来的，正是当年车上的“毛委员”，此时已经是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和中华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 再见，谈的已经是“往哪儿撤、往哪儿站稳”。 毛主席分析长沙守军坚、援军多、我军弹药和给养紧，不能死扛，要把主力引向江西西南、湖南东南罗霄山脉北段，在湘赣边重建根据地；又提出把莲花、万载、浏阳、茶陵、醴陵、萍乡等地游击队整编成湘东独立师，支撑湘赣斗争。 王震回到浏北第四天，湘东特委命令就到了，他主动请缨，率154人、带110多支枪离乡参加组建。 多年以后，他只淡淡地说，新中国成立后这154人里“还活在世上的没有几人”。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湘赣苏区代表团由王震、袁德生率队。会间，毛主席把王震叫到自己住的两间小屋，细问湘赣红军发展、政权建设、土地分配和军民关系。 王震说，湘赣独立师一年打了几十仗，首战歼敌缴枪尝到甜头，后来损失越来越大。 毛主席只抬出16个字：“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提醒湘赣背靠井冈山，山多林密，适合打游击，不适合硬拼阵地。 他又听王震说起湘东特区委和赣西南西路分委之间的别扭，谭思聪两头做工作，又反对立三那套“左”倾冒险，反被排挤。 毛主席感叹，错杀袁文才、王佐，就是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在作怪。这时，赣南会议上已经有人打着“国际路线”的旗号，把他在苏区的路子说成“右倾”“游击主义”，撤掉了他的几个主要职务。 1932年元旦后，王震要回湘赣，再去向毛主席告别。 有人主张把他调往鄂豫皖，毛主席只回了一句：“王震者，湘赣人也。”接着话题转到原第26路军起义部队。那是500多名来自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贫苦农民，起义前被“攘外必先安内”宣传吓唬，对红军有顾虑，到了根据地，看到工农掌权、平分土地、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军中官兵平等，战士像兄弟一样，纷纷要求留下。 连长李达，陕西眉县人，出自冯玉祥西北军军官学校，干脆表态，打死也不回去。 王震担心北方兵在南方水土不服。 毛主席说，可以请江西“老表”当“大师傅”，伙食上多照应，实在不适应就发路费送人回家；500多人里可以挑出一多半愿意留下的，再选一批懂条令、会训练的，当基层教官，好经验不分白军红军，都能拿来用。 说到逃兵，王震提到军纪不许打骂、不许枪决，有人拖着枪跑了，总得有个说法。 毛主席只回了一句：“网开四面让人家走。宁都暴动带来了2万多条枪，人家背你几条，你就舍不得呀，他愿背几条就背几条。”再叮嘱一句，要纠正“肃反”简单化、扩大化，关起来查不清的，多数要放。 临走时，他从书架上抽出三本列宁著作，签名后交给王震，让袁德生、王首道、王震、李天柱、谭思聪这些人在湘赣传阅。 1934年1月，中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河坝举行，湘赣代表团中，党支部书记是王震，团长是谭余保。 大会将近结束时，中央和中革军委听取湘赣苏区军事汇报，讨论第五次反“围剿”。王震主张继续依靠湘赣军民，用那16个字把敌人引进山里，在运动战、埋伏战中一块块吃掉；博古、李德坚持“堡垒对堡垒”，修碉堡打阵地。 会后，王震去见毛主席，把争论说了一遍。 毛主席明确站在他这边，说湘赣那块山地不适合和北方军队比筑堡垒，对着碉堡硬打，只会白送命，还讲到中央原打算派王震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自己已经建议改派滕代远、高自力，更盼他赶紧回湘赣，“去数井冈山的石头”。 1985年2月，已经从海军副司令员岗位退下来的周仁杰回忆沙市战斗，说当年在红17师51团2营当营长，心里很清楚，那一仗能赢，关键就是王震从瑞金带回来的几条指示：埋伏战、运动战、歼灭战，任弼时、王震、萧克顶住干扰，坚持照毛主席那一套打到底。 等到80年代王震说出“搞不好要改变颜色，过去不懂，现在懂了”时，这些仗、这些人、这些话，都已经在心里沉了很久。
